现代国家的三层结构——从梁武帝舍身出家开始的一次思想过山车

公元504年（梁武帝天监三年）[1]，梁武帝萧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 决定：他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 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九十 六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对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九十五 种歪门邪道。皇帝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2]这封诏书的出 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鸡国历史上此前的思想家、皇帝与梁武帝并无太大区别：在选择哪一种思想作为依赖时，人们搞不清到底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宣布道教、儒教为国教并无区别，不需要考虑这些宗教的教义到底是通过什么力量建构起来的，而只需要宣布是对的、真的，就好了。而宗教本身也没能回答真理有何而来的问题，在基督教，这种无法回答演变成了因信称义，也就是你只需要相信就好了，先要相信，然后才能明白。

但是，毕竟宗教与宗教并不相同，出发点如何姑且不论，教义的设计和建构是大相径庭的。梁武帝说96种，也仍然是虚数，只要人们有不同点，新的宗教和新的思想就会以分支、派别的形式出现。如果将人间作为一个竞技场，宗教作为运动员，那么运动员的表现既与实力有关，也与竞争的对手以及竞技场的变化有关。有时候，某个运动员获得了优胜，并不代表他就是最优秀的哪一位。

那么到底怎样理解宗教精神呢？运动员们实际上发展出来一种技能，阻止其他人能够做出评论，那就是复杂化。几乎任何一个主要宗教体系内，都包括数不清的概念和论述，一个人究其一生都很难研究得透彻，更不要说将所有的宗教都研究清楚。这就相当于裁判员的能力远远不及运动员，于是，裁判员只能通过绝对的成绩来裁判，而无法去评价运动员的实际优劣。

古代皇帝有点像那个裁判员，他总是试图找到实力最强的那个运动员，而不是运气最好的那个，但皇帝却没有能力做到，只好从旁观察哪个运动员的表现稍微好一些。但最终，帝国都必须做出选择，那些试图给予所有运动员表现机会的帝国，则需要面对帝国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

梁武帝萧衍是南梁的开国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世所罕见。他是实力派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著名的学问皇帝，他对儒学、易学、史学、文学、乃至道教、佛教，都有极深的造诣，个人著述颇丰，流传至今。这个人是有很大选择余地的，并且，应该相信他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而并非出于被蒙蔽，或者操作。梁武帝做出了选择佛教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梁朝来说，很突兀，很难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最终梁朝迅速地被泛滥的佛教摧毁了整个经济，并且在经过侯景之乱以后，迅速走向没落。梁武帝的选择可谓板上钉钉的错误。

现代国家已经与古代帝国颇有不同，古代帝国更多地依靠武力，依靠君王明智的判断和选择。而现代国家则需要同时运用武力、经济、和思想，最高领袖的个人决策需要与整个政府和社会的期望相符，于是很难出现像梁武帝那样突兀的大转向。

现代国家可以用‘三层结构’来简单描述。

在现代国家社会最底层，仍然是由武力来保证国家的最基本秩序和形态稳定，中间层则是大量的经济活动，经济秩序则是由规则（即法律体系）来支撑。而国家的思想上层则往往由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和一些分歧的价值观构成。在自由思想和平等言论的氛围下，最上层的思想活动实际上是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有时候更像是在沸腾。某些小国家甚至不需要有独立的思想上层，整个国家也可以保持在国家秩序和形态、以及经济活动中的完整。

思想上层的不稳定形态对于古代帝国来说，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对于皇帝和权贵，思想分歧往往意味着经济竞争和武力对抗，于是皇帝和权贵都会感到统一思想理念的必要性，那么选择一种宗教显然比重新建立一套哲学更现实。虽然可供选择的宗教中有皇帝和权贵所需要的，也有不需要的，重新建立统治哲学则几乎必然造成更多的问题。

现代国家则试图将三层分开，国家的基本形态和秩序默认是最高的尊重，然后是经济秩序（也就是法律体系），对于思想上层的分歧，则采取宽容的政策。在普世价值中，认为这是理想的善。

但问题在于，如同鸡国经历的汉朝和魏晋时期，至少对于鸡国人来说，思想的分歧几乎从来也没有与利益竞争分开过，而经济竞争则几乎总是直接导致用武力解决，我可以称之为“过热博弈”。即便是在相对发达的欧美、日本，也很难说实现了思想自由竞争时完全不运用经济和武力。毕竟思想本身如果脱离了经济和权力（即暴力）那就变成了没有现实意义的理想哲学，我可以称之为“沙盒博弈”。很少有人能够对’沙盒博弈‘那样的纯学术哲学有兴趣。人们总是思考，然后实践，再思考，再实践。

那么，在鸡国式的’过热博弈‘，和理想式的’沙盒博弈‘之间，似乎就存在某种恰当的度。过热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沙盒则对社会毫无意义。回到此前运动场的比喻，我们可能需要运动会有些基本的规则，和基本的玩法，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显示运动员的实力。

我想，至少在当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描述’恰当的度‘是什么，是由那些原则或者边界构成的。如果将思想问题演变成博弈规则问题，那么思想本身也就会受到局限，而且这种思维本身也不科学，无论是归纳和枚举，都无法对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原则研究得到符合逻辑的结果。

在我看来，目前那些在思想上层表现良好的国家，实际上仍然是旧宗教相对比较扎实、教义也相对比较宽容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小国家。因为对于小国家，思想上层秩序的必要性相对就没有那么强。这样一来，我们似乎能够看出理想的思想上层或许还是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出现和存在的。

比如西欧的各个小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以及北欧诸国；以及南欧的小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等。这些小国的底层和中层相对稳定，上层则仍然沿用旧宗教以及现代社会的理念（主要是人权、民主、三权分立等政治理念）。只要经济足够强进（意味着人们能够从经济活动中获得足够多的资源），就不太需要思想上层的改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问题首先仍然出在经济能力低下，于是人们一方面寻求某种思想统一作为灵丹妙药，另一方面则轻易地运用一切手段争夺经济利益。

思考到这一步，似乎又回到了经济决定一切。但我想，显然不是这样。我们不要忘记，鸡国人的历史上，人们实际上是不论经济处于什么状态，也要争个你死我活，在探索思想的同时讲经济、武力和所有的一切都混在一起。无论是官僚、文人、宦官、外戚，乃至希望皇帝轮流做的平头百姓，所有人都热衷参与，而且更有甚者，不参与就很可能受害。本书作者展示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副真实且无奈的画面。

当然，那些西南北欧小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性原因：强大的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护佑下的国际秩序，小国之间多半又会出现互相虎视眈眈的情况。那么，到底是和平妥协还是积极扩张就会成为难以无视的选择。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总统、党魁，就又会像梁武帝那样，选择某种宗教作为上层思想的总秩序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缓慢循环，在循环中缓慢上升，或者有时候也会忽然退回去。

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天佑美利坚。

TUBM

2022年11月16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