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思想的个人观察（2/10）——孔子其实挺一般

这个标题就能得罪一大批人，不过，我想来想去觉得‘挺一般’这个词还是蛮合适的。孔子大成至圣先师的名号，与孔子真正的人生经历完全不符。一代一代后人往孔子头上嵌套了无数的光环，大多并不是为了给孔子一个公平的评价，而是为了让人相信孔子，服从儒家思想。我想，如果孔子之灵有知，是不会愿意接受这些封号的。

祛魅，在现代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说文化合理化，不再依靠‘魅惑力’来推销观念，每个人都可以平静地思考、评价、选择。正常的‘祛魅’，在我看来，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地说出事实和真相，既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

对孔子的‘祛魅’，曾经是十分粗暴的，打倒、砸烂、批臭、焚烧、拆除，各种过度激烈的表述和行为，包括鲁迅所说的‘吃人’。这些过激行为实际上是在现实中造成了副作用：人们会感到过了头，从而会去思考，何以全球18亿人接受的思想会被如此粗暴地对待。进而使得孔子和儒家又具有了某种‘魅惑力’。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是不应该否认的。因为对孔子的正面叙述太多，而且很容易从各处获得，我就不再花精力去总结了。和那些正面评价来说，我列举的观察是偏向负面的，但这些负面的观察和既有的‘正面观念’组合起来，才是对孔子的完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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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一生经历非常坎坷。幼年丧父，生活清平，他会做很多粗活（鄙事）。后来做小官吏也是为了生活。但孔子好学，不论遇到谁都要抓紧机会学习（三人行必有吾师）。因此到了23岁就可以通过教授学生来赚钱了。孔子30岁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生，但直到51岁前，才有机会从政，去做一些更重要、更有社会责任的事情。孔子从政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年，还是为他心目中的’乱臣‘服务，可谓并不很理想。随后的14年则是去国怀乡，周游列国，在山东一带的小国漫游，从未获得赏识。最后还是‘乱臣’把他作为国老接回了鲁国。他去世以前，身边几乎所有出色的弟子都已经离世，可以说晚景萧疏。

在那个时代，孔子本人基本上属于非主流，儒家思想则是不被看重的那一类。和许多哲学家一样，他的学术是后人逐渐认识到价值的，他的声誉是后人追加的，他的历史地位则是后人不断拔高，不断造神封圣的结果。

一以贯之

或许有个故事，能够揭示孔子对自己学术的看法。这个故事来自《论语》，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因此可以相信是真实的。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后人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大致是这样的。当老师大发感慨的时候，曾参本应趁着老师兴致高，恭恭敬敬地请老师详加阐发。但曾参只是唯唯诺诺，于是孔子就不太高兴地拂袖而去了。等到别的门人来问老师说了什么的时候，曾参随口解释说’不过就是忠恕啦‘，不是孔子的原意。言外之意，正是由于曾参‘不识相’，孔子没有能够讲思想阐发清楚，没有留下足够清楚的记录；正是由于曾参不负责任的随口回答，使得后世人完全误解了孔子，也是荀子朱熹这些人可以对孔子的思想任意曲解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这种的解读有两个缺陷：首先，曾参并非唯唯诺诺之辈，而是孔子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有‘宗圣’的称号，‘三省吾身’就是出自曾参，他把孔子之道总结成‘忠恕’，也得到了很多后世学者的承认。其次，未免把孔子解释得太小气，仅仅因为学生态度不认真就闭口不谈。

我的解读是，‘吾道一以贯之’是孔子一时间脱口而出的，但随即就意识到这几个字很不合适：

• 吾，孔子思想的基石，周礼、易经均不是他的原创，春秋也不是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忠恕之道’也不是孔子独有。

• 吾道不是孔子的习惯用语，在论语里只用了这一次。

• 一，后人很想知道这个‘一’是什么，本身就说明，孔子的思想很难用‘一’来概括。

• 贯，理论和实践一致，或者至少理论完整通畅，才能称之为’贯‘。孔子的理想与他的一生坎坷相差甚远。

在我看来，’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真不合适孔子来说。孔子可能一出口已觉不妥，但又不好收回，于是一走了之。

还有一次，孔子对子贡说，‘你以为我是通晓很多学问的人吧，错了，我一以贯之！“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 之。”（论语15.3）

这次少了一个‘道’字，就没有那么重的老子说话的味道。但这一次同样话就说到这里，没有进一步解释。孔子没能说明白到底怎样‘一以贯之’，这是许多后世人的遗憾，古往今来，曾参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却没有人责怪子贡何以不发问。

孔子认为他已经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以贯之’，可现实却没有让他证明在现实中也是行得通的——这种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态，或许就是孔子对自己学术的看法。

我也不觉得孔子真的把什么都贯通了，哪怕只是在思想上。礼、仁、恕、中庸、君子……所有这些理念孔子都说到了，但都没全说透。当然，古人的叙事方式和现代人的科学思维完全不同，我也不应要求太高。

此外，我觉得大师往往都是这样点到点地说话，从头到尾丝丝缕缕都说得明明白白，不是第一流的智慧。大师只讲要点，留下空白给人自己去想明白，智慧平庸的人们越是理解不了，就越会去想，去问。像我这样试图把个人观察清楚地写出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够聪明。所有的事情在脑子里，若是不认真总结记录下来，要么就乱成一团，要么就忘记了。

开明；从头学习，从头思考，一步一步梳理。从不同的角度去建构解释，会有肯定，也会有批判，提高到哲学高度可以说是‘解构主义’。对孔子先师和他身后的儒家思想，我的个人观察，就是一种‘解构’。我想，也许18亿在儒家文化圈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构’，区别只在于程度。

1 没有著作、没有理论、只有思想

现在人们归功于孔子的著作，基本上都不是孔子本人的作品（不代表孔子没有贡献）。众所周知，《论语》是孔子学生们合作的作品。《论语》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一共20篇，508则，15918字。《论语》在儒家经典的‘经部’位列首位。儒家最重要的作品不是孔子的亲笔作品，这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了。

《论语》是碎片化的智慧，没有完整的结构，也没有精炼的结论——换句话说，没有理论化，实际上此后两千多年，也没有人能够将《论语》的思想理论化，就连总结中心思想，都是极为困难的。近代考古发现，《论语》是将近公元前一世纪才开始流行的，也就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春秋》是孔子另一部最重要的作品。不过，在战国时期，作’春秋‘是一件挺普通的事，墨子说过“百家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齐国晏婴有《晏子春秋》、魏国、韩国、郑国、甚至中山国，都有自己的春秋。春秋实际上就是纪事，谁都可以纪事，谁纪事就会对谁更有利。这是到处都有春秋的最大原因。儒家当然主张只有‘孔子春秋’才是正宗的，其他的都不能做准。

对于所有这些‘春秋’后世都抱着‘看看就算’的态度，比如王安石对春秋的评语就是：“烂断朝报”（《宋史.王安石传》。近代胡适也说过，‘春秋不可以当作历史来看’。李敖也说过孔子在春秋中做了很多手脚——“孔夫子是春秋時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年中，鲁国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這不是有意说谎吗？”

齐国实际上有两部春秋，一部是《晏子春秋》，不过这部书的作者晏子是为姜姓的齐王服务的；另一部才是《孔子春秋》，很可能是稷下学宫的产品。孔子的齐国被田氏篡位，这很可能是需要另一部春秋的原因。晏婴与孔子是同时代，齐景公想任用孔子，但晏婴反对，于是孔子只好返回鲁国。可见两人思想是有冲突的。那么齐国要用用孔子春秋来反驳晏子春秋，也是有道理的。两部春秋的不同有人做过了比对，总之，孔子的春秋对齐国更有利，这些繁复的内容我就不记录了。

《孔子春秋》可能也不是孔子的作品，孔子什么时候做的春秋，是一件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可能不是他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大约应该是去世以前，因为只有那段时间他才有稳定的居所，并且史书上那段时间他主要做的就是整理文献资料。

另外日本史学家提出孔子不是春秋的作者，因为这部春秋采取的‘逾年纪元法’是从公元前338年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的。远在此之前的孔子本应采用‘立年纪元法’。这种错位相当于《明史》用了清代年号，确实是一个很强的论述。日本人之所以很敏感，是因为日本至今采用的是立年纪元法，就是说新王即位的当年，就改称‘元年’，而不是等到次年元月，与鲁国相同。

还有一部归功于孔子的作品是《易传》，也称十翼，有十章解释易经卦辞的内容，十分经典，相当于给《易经》插上了‘翅膀’。但钱穆、冯友兰、顾颉刚这些大师都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的思想与孔子不一样，因而不是孔子的作品。

五经其他三本《诗经》、《礼记》、《尚书》，也不是孔子的作品，但可能孔子是做了编辑和整定的工作。后人将这些工作含糊地成为‘春秋笔法’，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说一些事和不说一些事，在遣词造句的时候使用有某种含义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这样委婉的表达，恐怕是不符合孟子所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笔法加碎片化的智慧，就此说孔子并没有将思想理论化，应该是没有偏颇的。当然后人可以主张，这是东方特有的含蓄，或者说孔子的高深都可以。无论如何，孔子没有著作，没有理论，是事实。

孔子自己并不以著作为人生目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尔》是孔子的自述，没有著作孔子大概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却是后人的巨大尴尬：在后人来看，万世师表没有著作等身也就算了，居然一部完整的作品也没有。

对这一点，儒家比非儒家的人要看重得多。在儒家来说，五经不仅是思想来源，还是现实原则的来源。不仅朝廷的报告决策要以五经为原则，科举考试也要以五经为试题范围，不允许越界。那么五经的作者必须是孔子，起码得是孔子认证，否则就可能成了没有根据的一件事。因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复古的，越古就越有权威，孔子尚且述而不作，后人怎么敢于逾越呢？

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是‘蓄意地堆砌负面信息’，只是为了‘祛魅’。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还原，无损于孔子的伟大。孔子之前和之后的儒家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两回事，这一点我在稍后再作分析。

其实没有著作也没有什么，轴心时代的牛人许多都是没有作品传世的，他们留下来的是思想。现代人需要的也是思想，不想——也不可能重新把四书五经装到脑子里。

摆脱对儒家经典的依赖其实还要靠儒家自己的努力，我反对的是那种“儒家什么都有，你自己不知道罢了”。让人明白，让人理解，让人记住，本应是哲学的一部分。儒家曾经很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所以现在才会有‘儒家文化圈’这回事。在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化之中，儒家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个挑战，而不是怪罪、哀叹。

2 教育是孔子的职业

孔子是中国教育的图腾，具有无上的地位。教育在现在来看具有道德上的高度，和无私奉献关联在一起。所以我们对孔子传道授业解惑是心存感激的。可是在那个轴心时代，教授知识是一门新兴产业，只要有知识都可以开讲堂。古希腊的哲学家是这么做的，古中国也是一样。

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好在还算是贵族，后来就做了一个文书小隶，日常能够接触到很多有知识的人。孔子说自己好学，三人行必有吾师，无常师，跟谁都能学，这是孔子的优势。到23岁就开始收徒弟（颜回的父亲、曾参的父亲、冉有的叔伯）授业了，收取修束。到30岁开始广收门徒，就是说创业七年成功了。但仅仅五年，鲁国三桓发起暴动，把鲁昭公赶跑了。按照儒家的原则，孔子只好跟着一起跑路，到齐国高昭子那里做了家臣。想当然，身边的学生也就只剩下最贴身那些，不可能是三千了。后来在齐国没有得到像样的官职（主要是与晏婴不投机），就返回鲁国，在乱臣贼子的治理下继续招徒授课。

这些记述只是说明对孔子来说，教育就是职业。离开了教育，可能饭都没得吃。后来孔子在离任鲁国大司寇以后，14年间游历各国，经常处于困厄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教育带来的稳定收入，只能靠别人赏识获得一些不稳定的资助。

教育在当时可能是竞争很激烈的行业，或许因为需要知识的人并不多。有记载说孔子的学生曾经‘三盈三倾’，有三次跑光了，只剩下颜回一个人。按现在话说，被其他的辅导老师（据说是少正卯）挖了墙角。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孟子说，当时天下‘不归杨则归墨’，意思是时尚的学问是杨朱或者墨子，言外之意，儒家是排不上号的。

现在人赞誉孔子的教育主要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就是‘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这在当时的年代，几乎是必然的，除非不想收别人的修束。课程门类、学制、学费、考试毕业，这些是教育标准化的结果，最早也要得到公元1200左右的英国，才会有那样的教育制度。

不管教育方法是不是先进科学，结果是：孔子没有出类拔萃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也没有杰出之辈——这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苏格拉底的学生序列是一代比一代更强，强很多倍那种。但苏格拉底不以教育见长，他觉得自己‘唯一知道的就是一无所知’（这样的认知也没法从事教育），与人争论只是爱好。

孔子的学生有‘贤者七十二’，但实际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只有四分之一。说这些人改变了当时‘贵族承袭官位’云云，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这些学生，孔子的评价也一直不高。因为他明确表示过，只有颜回一个人是好学的，品德完美的。但颜回这个人一辈子的身份都是孔子的学生。从未做过任何实际的事情。颜回三十九岁的时候，忽然白了头（恐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死去了，孔子非常哀痛。

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学生中，端木赐（子贡）和冉有是比较有料的，一个善于经济商业一个善于政治游说，都有实际的办事能力。颜回是非常符合那种‘不做就不会错’的描述，子路则是可惜了，跟了孔子一辈子，死得很惨，原因只是为了在跟别人战斗的时候还要保持帽子端正，太过迂腐。其他的学生几乎就只是衬托孔子伟大形象的道具。

3 孔子的政治生涯短暂且没有成就

孔子在51岁终于获得了入仕的机会，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县长），一年以后去做了季孙氏（三桓之首）的司空（负责基建工程），然后被提拔为大司寇（掌管刑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可惜，孔子并没有做得很好，只做了四年，就不得不去职了。

史书记载孔子在担任大司寇（鲁国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期间的成就主要有三个：1）成功说服齐国归还汶阳，这是外交；2）发起‘隳三都’计划（拆掉三桓新建的三个城市），旨在削弱‘三桓’的势力但失败，这是权力斗争；3）诛杀少正卯，这是压制异见。——这三件事都不是本职工作，尤其是第二件，非常微妙且危险。要知道大司寇是‘三桓’之一季孙氏给的官，三桓篡位本来就是孔子反对，担任三桓的官员已经有违孔子的原则，然后再做出不利于雇主的事情，相当于做了’伪政权的叛徒‘，这是反上加反，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摆正自己的立场。绝对的dilemma。季孙氏没有杀了他，让他去职，还算是手下留情。

关于‘诛杀少正卯’，是记述的《史记》上的故事，本来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儒家自己就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支持，包括荀子及以后许多人，但凡需要动用野蛮手段消灭异己，就会引述这段故事，反复引述反复阐述其必要性、重要性；另一派是反对，首先发起的就是朱熹。朱熹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在荀子之前根本没有人说过。这个质疑很有道理。后来人正好用来维护孔子的开明。

不论如何，孔子在本职工作上‘乏善可陈’。我觉得，掌管刑罚是非常适合孔子实现理想的工作。仁义礼智到底是什么，完全可以在司法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并且还能够通过直接的后果，做出人们可以依照的榜样。但可能孔子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不应该用今人的观点去批评古人，更不应该去假设孔圣人应该怎么做更好。

前后五年的鲁国公务员，就是孔子的全部政治生涯。如果孔子在此期间还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业绩，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掘一定会轻而易举的被我发现，但是没有，所以我认为就没有了。

其后的十四年是飘零的孔子。他带着一帮学生，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卫、曹、陈、蔡、宋、郑、业、楚，来来回回找不到工作。我想他是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因为数次陷入困境。最后还是季孙氏的儿子季康子派人把孔子接回了国，当作国老养了起来。期间两人有一段对话颇为令人回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意思是，遇到无道的人该不该杀死呢？孔子说，你治理还用杀人么，你要善人民就善了。君子之德象风一样，小人遇到了就必定趴下了。——这话在我来看已近于谀词，令人肉麻。如果当年少正卯确实是孔子杀的，那已经起码19年了，真是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感慨。

当然我这些评价都不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孔子的，但我觉得也算不上扭曲抹黑。我想我是相当欣赏季孙氏一家对孔子的态度的，一方面给机会让孔子尝试施展才华，一方面承认孔子的能力和影响力，并不对孔子赶尽杀绝。

另外，三桓在儒家看来是绝对的乱臣贼子，但我看三桓始终没有像齐国的田氏那样篡夺姜氏的王位，所以应该还是‘不太激烈的政治斗争’，相当有底线。

4 那个时代真正的牛人是什么样子

春秋战国时代，纷争的列国和激荡的思想，确实是人才辈出的年代。

在我看来，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人物不是那些争霸天下的诸侯和帝王，而是他们背后的king maker。有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管仲、子产、孙武、商鞅、吕不韦，五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思想，有能力，有谋略，有实力，获得君王的信任，执掌政权长达数十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政治理想。尤其是前两位。

• 管仲是第一个春秋五霸齐桓公的缔造者，他个人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少有人能及。《管子》一书八十六卷（散失了十卷），十六万字，可以证明是本人所做。其内容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管子本人的经济治理能力（尤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几乎是穿越级的，完全超越整个世界的水平。他在齐国创立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智囊，也是教育和研究机构，级别远远超过孔子的私塾模式。稷下学宫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建的吕克昂学院几乎可以相提并论。在我看来，管仲才是真正能够拿得出来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精英级人物。

• 子产是郑国贵族，执掌郑国政事30多年，是几乎所有史书都一致赞誉的人物。这个子产是几乎可以与古希腊雅典的伯里克利比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本人随没有著作流传，但子产的思想在许多的史书中都有记述。如果以现代人的观点，他的铸刑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和不毁乡校，都是具有现代法律和产权意义的划时代的里程碑。孔子孟子对子产也是尽是赞誉。

其他三位与管仲子产相比，虽然结局不够完美，但也能够一展抱负，并且留下了自己的思想遗产，影响千年以后的人们。

第二类是张仪和苏秦，仅仅靠头脑和口才就能够纵横捭阖，主导列国的政治和外交走向。可惜他们没有留下著作，现在人只能通过想象来理解，在那样一个思想荟萃人才辈出的年代，他们能够实现政治影响力，必定是掌握了诸子百家，并且深谙帝王之道。现在仅凭历史书上简短的记述，我们已经无法复原这两个人的头脑里到底有些什么犀利的洞见，以至于能够在三言两语之间就说服君王抛开身边各种势力的强大影响，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

第三类是墨子、杨朱、老子、庄子，在野的思想家。他们从未得到过施展的机会，他们的影响力基本上是在政坛以外。但这丝毫不减他们的思想光芒。即便没有任何施展，也将自己的创见流传了下来。

和这三类人相比，儒家在当时的影响力和成就都无法相提并论。儒家在那精彩纷呈的500年中大部分时候只是在一隅哀叹：礼崩乐坏啊，何不回到从前呢？

所有这些思想遗产本应都是中华文明的营养，应该从中孕育出更伟大的文明。但最终是儒家思想一统江湖，并且这种统一是排斥性的统一。诸子百家的思想并没有在后世得到应有的地位，我想，这是一种损失，至少是一种机会的损失。

5 孔子留下了什么

孔子之前的儒家是一些掌管礼仪的小官吏，他们掌管祭祀的仪式细节，另外主要是在丧葬事业上有发言权。孔子之后的儒家成为了思想，并且这种思想非常深刻。孔子虽然没有著，但他的述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阐发。缺少这种阐发，周礼只不过是一种过期的僵化制度，仅仅限于啰嗦繁复毫无必要的礼仪。

经过了孔子的阐发，儒家真正成为了思想体系。并且，孔子述而不作的好处，是为后人保留了空间。后人可以在孔子的基础上继续阐发的过程，不断地从孔子简短的语言中得到更深刻的启示。实际上诸子百家也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始终在从中吸取营养和启发。所有的百家思想都被用来解决解释各种后世的问题。可以说，诸子百家的思想大多数慢慢地都被吸收到儒家思想中去了。

但困难在于：在后世僵化的儒家思想的管制下，谁都难以对过去的思想遗产进行彻底的消化、融合、改造，除非在四书五经内有依据，一切改动都将不具有‘法定’的效力，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四书五经的教义，来批判、推翻任何一点创新的努力。这样以来，儒家思想想要吐故纳新、脱胎换骨，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没有人能够突破思想的限制，除非思想本身的限制被突破。这看上去就是废话，不过，也是鸡国两千年来止步不前的现实。后世的英才想要突破限制，需要做很多努力：

• 首先是经学的努力，不熟度经书，根本就没有能力与其他掌握权力和体制的人进行有效的对话。所有的事情都要引经据典，不仅要找到依据，还要能够推翻可能出现的反驳和反例，这种斗争必须在经学划定的范围内进行。若是稍有逾越，那不仅是离经叛道，简直就是用心险恶。

• 其次是政治实力的努力，经学范围内的角力就像是绑住了手脚的棋盘对弈，然而政治角力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鸡国人向来是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赢了里子也赢了面子。

• 第三是利益平衡的努力，尽管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优势，尽管占据了政治实力的优势，还要努力去平衡各方的利益，想办法做好分配，使得各方都能够对分配满意。否则新的问题随时就会出现，新的声音随时就会出现。

• 最后才是真的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实现实际的效果，那么所有前面的努力不仅会作废，还会换来反噬。但是是不是能够实现实际的效果，断乎要取决于更多的条件，而达成所有那些条件，前面努力的过程就还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在这里，我暂时不需要举例子说明，明白的人看了自然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但是，这就是儒家思想的遗产。经过两千年后，中国文化就是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去解决问题的。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如此。让孔子对此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孔子并不是一切的原因，更不是一切的解决。

真正的孔子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阐发者，但也仅限于此，这就是我认为对孔子合适的认识。而活在我们思想中的孔子与此相距甚远，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一个圣人，几乎就是一个神。我们每个人在这位圣王形象面前，永远只有自惭形秽的份，我们永远也无法在知识、思想、品德上接近他，而他总在我们前面绝尘而去，我们只有瞠乎其后……

……这就是孔子身后的孔子。

TUMB

2022年8月24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