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思想的个人观察（8/10）——鸡国人为什么犯傻

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已经足够证明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制度和作为哲学都是不可靠的：1）中国周期性的崩溃时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灾难；2）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和权臣干过的极端‘傻事’。后一件事实际上就是前一件事的原因。任何人只要看清了这两件事，就会对儒家思想产生某种动摇，再想坚持对儒家思想的绝对信仰就必须找到某种其他的解释。尤其是前一件事。过去的正统思想家、史学家只能做到淡化、无视，无法提供一个既符合事实，又符合道统的解释。

前一件事，中国周期性的国家崩溃所达到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是指那些导致人口锐减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并不是自然灾难（比如地震海啸或者瘟疫），而是国家政治系统崩溃导致的混乱和战争。除了传说中的大洪水，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从未发生过这种级别的集体毁灭的灾难。稍后我会列出严肃的学术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中极为广大的地区，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灭了一半，甚至80%，90%。

后一件事，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和权臣干过的极端‘傻事’，尤其是皇帝和执掌大权的臣子的极其愚蠢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如此之糟糕，如此之脱离现实，以至于完全无法用正常思维去理解。任何其他的文化背景下，都不曾发生过那么极端愚蠢的政治和军事决定。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这两件事历来被描述成‘治乱循环’的一部分，超级巨大的灾难是‘国家需要稳定和统一’的确凿无疑的证明，而不是检讨反思的契机。为什么国家会崩溃？是谁的责任？是不是体制存在固有的缺陷？需要做什么改变……所有这些质疑都不曾得到过公平的审视，更不曾由此得到过任何改善。

某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的代价，或者完全是由于外族的残忍野蛮，大致上就是古人和今人的认识深度。对现今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件事就算摆在眼前，往往也还是很平常的、不值得宣扬、或者仅仅是某些个别人偶然的错误。此外，中国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似乎这个事实可以使得过去所有的灾难和愚蠢的错失都不值一提——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轻描淡写啊。这么轻描淡写，就不是对灾难根源的深入检讨和反思，当然也就无法指向有效的改革。

其实，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前后两件事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各要素上高度重合，进而呈现出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极强的关联。并且这种强关联重复了很多次，以至于我们有很强的理由将问题指向思想和体制上的痼疾。换句话说，在巨大的灾难发生以前，一个或一系列糟糕的决定已经做出了，而那些做出糟糕决定的人，就是执掌国家政治经济大局的皇帝和儒生。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摆脱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而是说，他们就是制造困境，本应对灾难负有责任的人。

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推理：如果失败是当权者个人的失败，那么证明体制有问题；如果是整个制度的失败，那就是政治思想有问题，而一再的失败就证明了个人、体制、思想都有问题。而到底有哪些问题，有什么东西坚决要不得，却语焉不详，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但我相信，现代中国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重新审视这些事情，然后得到属于自己的认知。如果你已经明白我的认识，那么后面的文字对你来说就全都是不必要的说明，或者重复的记录，以及啰嗦的分析。

灭绝：前一件事和后一件事

我觉得除非研究过中国历史，西方人根本就不配说自己明白种族灭绝genocide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对

事件

时间、地点

灭绝人口

关联

秦朝灭亡

全国

大约70%，1400～2100万

法家治理系统崩溃

王莽代汉

全国

42%，户数减少2/3～3/4

王莽糟糕的政治改革

东汉末期混战

全国

50%

汉朝统治体制的全面失败

南北朝

华北地区

80%

只有战争一种方式重建秩序

隋朝

全国

50%

隋炀帝开大运河、征高句丽

唐朝安史之乱

北方

30%

唐玄宗治理失败

五代十国

全国

>50%，北方多次

只有战争一种方式重建秩序

黄巢

北方

数千万

黄巢，以做军粮

北宋灭亡

中国北方

50%，2000万

宋徽宗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长达百年的对西夏战争失败，王安石改革失败

南宋灭亡

中国南方

>2000万，其中西夏、金地区>80%

联蒙灭金

元朝灭亡

30%，2500万

明朝崩溃

1628～1655全国

40%，8000万

政治体制失败，经济管理失败，东林党与宦官无底线的斗争

张献忠

1644~1659四川

>90%，整个四川仅剩90万余人

张献忠，以杀人为乐

白莲教起义

1795-1804，五省

数千万

太平天国

十八省

25%，7000万～1亿

鸦片战争赔款导致税收猛增，清朝未能跟上西方工业革命

反思

我时常觉得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强烈的做傻事的欲望，比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我们自来把这些故事当作一种精神的象征，表示我们这个文化从来不缺少挑战一切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风萧萧兮易水寒、义之所在奋不顾身、乃至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过，中国人的历史似乎不是一部挑战的历史，而更像是是一部顺从的历史。

中国人不是勇于挑战现状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保守的，不善于改变现实，不善于创新探索的，这基本上就是共识。不止一个人认为中国历史是沉闷的循环，’无外乎帝王家事‘。王朝更替，权谋斗争，反复地被北方民族征服，没有创新和突破——这些都在证明，中国文明的个性实际上是缺乏勇气的，对新鲜的事物缺乏兴趣，不愿意尝试冒险和探索，也不同的文化也缺少应对的办法。

儒家思想就是中国民族个性的系统性阐述。我从儒家思想里读不出来挑战现实的勇气，而只能读出来恭敬和服从。儒家为避免人与人之间正面的挑战和冲突提供了各种思想工具，于是有了‘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春秋 。’父不言子德，子不言父过。‘（《礼记》），‘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汉代马援）——似乎观点会与面子、自尊、权威、乃至利益关联起来。在现代人看来，这更多是一种人际关系技巧，很类似于戴尔.卡内基所说的‘欲食蜂蜜，勿蹴蜂房’，很实用，但却很肤浅，并没有深入人际关系的实质。

但是孔子并非这么肤浅，在孔子的思想中，亲亲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出发点。从父子到夫妻，到亲族，再到君臣，以及人与人之间，关联是按照远近亲疏到顺序排列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理由来改变这个顺序。

我觉得没错，血缘关系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确实比其他的关系更为‘牢固’。但是也仅限于此，将血缘关系的模型扩大到君臣关系，恐怕就只是一种单纯的理想了。

孟子有三个论述，实际上是不能自洽的：1）‘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孟子.离娄下》）；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3）‘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显然，人际关系有远近亲疏就不能平等地对待吾老吾幼和人之老人之幼，而君王不可能将所有的臣民都视为手足心腹，就算能他也无法让每个臣民都感受到那样的情感，那么要靠什么力量去维系这些关系呢？如果这些核心关系都无法维系，那应该怎么样处理没有君臣、父子、夫妻关联的普通人际关系呢？

不过，话是孟子说的，不能怪到孔子头上。孔子的‘伟大贡献’则是将讳言‘发扬光大’到了极致，发明了一种‘微言大义’的历史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从‘对我有利’的角度来阐述历史、乃至理解世界的思想根源。如果说孔子还能小心谨慎地‘微言’，那么后世简直就是直接‘谎言’，实在是不可取。

什么叫微言大义？比如，《春秋》开篇第一段中「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中藏着一个极为复杂的兄弟谋权凶杀的故事，孔子用了三种办法来隐讳他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也就是说，正常的写法本应是：郑庄公在鄢城讨伐他的不守规矩弟弟共叔段获得了胜利。但孔子不说兄弟关系，因为弟弟不守本分，不说哥哥就是郑庄公而说郑伯，是对他没能教好弟弟的讥讽，不说伐而说克，是说双方都有过错，并没有符合礼的秩序。孔子是希望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不是互相攻击。但孔子又没法直接这么说，因为在这件事上，母亲是完全偏袒弟弟共叔段的，以至于郑庄公拒绝再会见母亲。

如果不是《左传》里有精彩的完整记录，我们没有任何可能看懂孔子试图表达的原意，而整本《春秋》里全部都是这样的书写方式。我们看不到任何公开的评论，也看不到能够用于分析原委的背景和基本事实，只能看到‘某人做了某事’、’某国发生了某事‘。只有通过某几个特定的字词（本来应该用这个而却用了那个），来推测孔子的可能具有的观点。

我对孟子所谓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完全不能信服的：试问，孔子本人都没有勇气去提出正面评论，怎么指望后世人有勇气挑战乱臣贼子呢？乱臣贼子从来都不惧怕《春秋》也不惧怕儒生，这是历史事实。正相反，乱臣贼子总是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哪怕是篡位，都可以演绎成禅让，天下就只有诺诺，挑战绝对是稀缺的事情。

司马迁是个有勇气的史学家，比起孔子只敢把意见藏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字里行间，他敢与直接写出评论，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评价，也就是所谓‘私淑古今贤’。后人可以直接读懂历史，不必依靠其他的’传‘、’著‘、‘书’才能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不过，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史记》理论的基础是董仲舒的公羊学，主张有道伐无道、尊王攘夷、大一统、正是汉武帝要建立的正统思想，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儒家思想主旋律之作。此外，司马迁本人也是因言获罪的受害者，因此《史记》绝不可能是一部客观立场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有限度评论’的历史。后世史学家也多次发现了《史记》中有偏颇的记录和论述。

无论如何《史记》是中国历史的高峰，后世的任何一部历史，都没能达到甚至接近《史记》的‘忠实和详尽’的程度。但也是最后的高峰，所以鲁迅先生会称之为‘史家之绝唱’。

中国人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自可以从仁义礼智中找到想通的理由。这实际上使得中国人显示出一种随遇而安的品质：不管环境是怎么样的，都能/要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而不浪费时间去问为什么。同时，这种随遇而安中又混杂着某种顽固执拗，用各种理由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改变生活习惯，更排斥外部文化的侵染，比如海外华人生活圈中的中文、中餐和中医。

勇气和坚持是优秀的品质，也是较为复杂高深的精神元素，必须基于更基本的价值之上才有意义。如果本身就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那么勇气和坚持就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对此，我们的文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拿掉勇气，那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故事中就只剩下了愚蠢，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任何希望能够成功的事情。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也确实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对于这些非人力所及的事情，正常的想法是要靠神力或者运气，但中国人不是这么想，就要靠人，靠跟人差不多的存在，去完成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从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勇气的精神在我来看是很难理解的。好吧，神话故事毕竟还是一种传说，不必深究。那么，水滴石穿、铁杵成针呢？我也同意毅力极其重要，但何以要无端地消耗人的毅力，而不是采取更聪明更务实的方式呢？穿石和磨针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只要去实验一下就知道，穿石需要的是高压水流，滴水的能量太过分散，除非遇上碳酸岩并且隔绝氧气或者是青砖，滴水是不能穿石的。同样，手工磨针也是无法实现的，且不说铁杵还有更大的用处不能用来磨针，由于铸造的缺陷，打磨很容易造成断针，要想做铁针必须经过锻打，去除铁杵中的含碳杂质，才能使针同时具有强度和韧性。

其实，中国人也不会真的去干滴水穿石和磨杵成针的事情，只是在讲某种道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神话和谚语，都在播种一个潜意识：目标即便不理智也不重要，坚持做下去就好。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于是经常表现得对最初的想法极为看重，宁愿无论如何坚持下去，而不愿停下手来，重新考虑一下其他可能。我想了很久觉得无法完全理解这种心理，只是看到这里面唯一值得斟酌的，就是‘有没有勇气否定自己’。凯撒说，骰子已经投下。中国人似乎常常活在这种状态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换句话说：一条路走到黑。

我想，这里一定搞错了。理想可以是不理智的，I have a dream，只要有价值就值得去追求。但是还是首先要识别所追求的价值，其次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完善那种价值，建立不断进步的踏实的里程碑。随意地定下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是蛮干，会造成严重的错误。

把孔子的’为亲贤尊者讳‘和’推己及人‘联合在一起看，那就必然导致一个推论：谁也不要说别人。因为‘面斥其非’等同于否认对方是‘亲贤尊’，也就是一件’己所不欲‘，如果我们互相承认‘亲贤尊’的秩序，那就应该不要互相说对方的不是。我先做到不说你，希望你也能做到别说我。我们都是君子，我们可以一起骂‘小人’。于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经常取代了坦诚的面对。

那我要问：为什么这么怕别人说呢？我想了半天，觉得勃兰特.罗素的分析简直是一针见血：

如果你对一种不同意见感到愤怒，这表明你已经意识到你自己的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因为如果有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最大的勇气是否定自己的勇气。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中华民族更像是犹豫踟蹰的乌龟，而不是努力奔跑的兔子。我们放不下自己，也就很难变成更好的自己——要想建立这种自我认知，我觉得是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即便暂时不去说自尊心，也有两个重大障碍是大部分人没能够逾越的：

• 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不比谁更好；

• 对历史的认知，中国了不起，伟光正。

我在整个个人观察开篇提出来的‘赌技之差1%’，就是为了在思想方法上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的思维定势。任何微小的差异假以1000年的积累，都可能造成天翻地覆的差别。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序言开篇点出：

‘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

只有把所有的白羽毛都忽略不计，才会认为天下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不要干涉别人的家事，但是却不能接受有人虐待老人、女人和孩童；我们可以认定，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不义的，但是看到某地的人民深陷苦难的困境，忍不住又生出‘应该有人做些什么’的感想。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若是在大框架下概略地观察，没有办法认定儒家思想有什么问题。但若是仔细观察，努力去分辨，就会发现儒家思想即便不是错误，也存在重大的偏颇。只要我们稍微多一点留心中国历史那些重大的失败，就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缺陷。

然而中国历史是在‘为亲贤尊者讳’，‘为赢家讳’的基调下写成的，要改变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于是极为困难。在中国，一个人在年轻时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极度偏颇的，几乎只是专门为了培养‘自尊心’、‘自豪感’而编排的特定的知识，而不是认真严肃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大部分人在成年以后，几乎都难以避免这种‘文化自尊潜意识’。我这样说并不专指共产党洗脑教育，而是指所有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在纯粹的儒家教育系统之下。

不过，另一方面，我倒也没觉得一个人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去钻研历史。人生漫长，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一个人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机遇，会重新认识历史事件，然后感受到三观都快要被颠覆了，比如‘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不是被全世界公认的，比如‘元朝并不是中国人的王朝’、‘鸦片战争是林则徐挑起的’、‘火烧圆明园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八国联军’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机遇’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某些历史讲述者（袁腾飞等）的天才认知或是精彩考证，而几乎完全是由于我们过去学习的历史中‘为亲贤尊者讳’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极度夸张，以至于完全不符合事实。

我不太想去罗列那些曾经被热议后来又被冠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热门话题。对我来说，这些知识更多地意义是一种表征：有些人安于所拥有的一切，而另外一些人则总是充满了好奇和疑惑。我倾向于后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认识不要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对于那些已经‘完全成长的人’，验证和修订自己的知识其实只是第一步。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容忍对历史的解读可以按照’对我有利‘的方式，或者至少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原则。

如果不能容忍’对我有利‘的解读方式，那么解读历史原则可以是：1）寻找坚固的事实，这意味着不轻易相信单方面的叙述，有时候需要多看几本书；2）‘多角度观察’，如果换一个立场还是能够得到差不多的结论，那显然是更为可靠的。如果可以容忍’对我有利‘的解读方式，那原则似乎是怎么解释对我的好处更大，就应该怎么解释。

这样就得到了我的观察结论：儒家思想一直是按照’对我有利‘的原则来解读历史的，这种原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

坚持是达成伟大成就必备的品质，同样也是造就极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推动力。如果说中国人是极端的民族，那就与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不相符。中国人喜欢的对自己的描述是，勤劳勇敢，诚实善良，善于学习，爱好和平。不过，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历史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极端的事件、彻底混乱乃至崩溃呢？

因为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通常仅限于官方认可的历史叙述，并且普通人基本上只是了解概况，并没有深入去观察。所以，想要在这两点上建立任何认知，就不得不进一步去澄清一下具体的内容，否则就不容易形成有效的思考。

我个人思考的过程是对那些著名的、人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确定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确实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认识。然后再看看将这些认识积累起来，能够得到什么结论。

我的结论是：1）中国人经常在重大决策上犯低级错误，而且这些低级错误确实是大混乱和大崩溃的重要原因；2）在每一次崩溃以后，中国人总是按照原来的方式重新建立国家和社会秩序，很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关于第2）点，我在此前已经有所提及，无论原因是什么，基本上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有两件事是能够佐证，中国人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国人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傻事，所有这些傻事都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中的任何历史可以相比。这些傻事的后果直接导致天下大乱，丧权辱国，乃至国破家亡。不过，中国人却认为所有失败的原因都在于当事人道德败坏，虚伪自私，或者是外族侵略，甚至干脆就是运气不好。

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一个人反复做同样的傻事，那就是不聪明的证明；一个国家反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主导思想有缺陷的证明——这样理解岂不是更简单直接？

我觉得有必要稍微数一数这些傻事，也只能列举其中一小部分人所共知的大事，极品的事。如果是很少人知道的小事，那完全可能来自于偶然性。不过，即便是将所有的傻事都列出来，也是无法证明存在‘必然性’的，可以断言，在社会学领域，任何‘必然性’的证明都是伪科学。我只能说明其中的关联，然后再将其中的关联投射到我本人和周围环境中的人此时此刻的思想和行为上。我认为这种投射不是我个人的意识，而是可以转移的认识。

王莽变法

很少有人强调，王莽的新朝长达14年，三个半美国总统的任期。考虑到王莽新政的激烈程度和某些政策的离谱程度，以及王莽的政权交接是在完全和平、不流血的状态下完成的，我觉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王莽确实是得到了比较坚定的支持。

与其说是篡，不如说是真戏真作。王莽的一生可以说是政治奋斗的一生，他谋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恢复周礼。他做的没有一件事是为了私利，没有一件事是为了王家江山社稷。

前面提到‘王莽是个道德完人’，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史书确实记载了王莽还是有很多安排可以称得上是权谋，其中包括诛杀异己。但史书没有否定的是，王莽的新朝获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支持。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在西汉末年那个时代背景下，王莽的那些权谋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与此前外戚、军功集团、贵族、望族相比，王莽的道德就是‘最完美的’，他的诛杀异己也是不分亲疏，把自己的长子也处死了。

史书还记载了，王莽与他的家族都不一样。王家是实力熏天的外戚，靠着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当了61年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王家男性轮流掌管朝政。但人们还是认为王莽与众不同。因为王莽生活极其简朴，礼贤下士，为人诚恳。他多次拒绝封赏，并且献出财产、住宅和土地，帮助穷人。王莽当大司马的时候，先是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建言太后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没有皇帝和官僚做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

以儒家历来的道德高度，对王莽上台前所做的一切都很难提出指责。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前已经颇多建树，我无须一一罗列评价，只想指出，所有这些事情，除了‘结党营私’，儒家没有能够提出任何其他的指控。那王莽篡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因为王莽把长子都杀掉了，所以不能说他是为了以王代刘。

王莽所做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因此那些权谋就只能从政治奋斗的角度去理解。资治通鉴中的那些记载和评论很可能是想要影射当时王安石的改革，而不是客观评价王莽。

王莽从24岁起做官到54岁成为皇帝，有三十年的时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做事，都获得了办事认真，对人恭敬的美名。可见他是同时具备办事能力和个人品德的熟练官僚。然而他在以新朝取代汉朝以后的所有作为，却不像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官僚。

• 均田制，并禁止土地买卖，任何耕地不超过100亩的家庭，都由国家提供补足；

• 禁止奴婢买卖，实际上是取消奴隶制；

• 酒、盐、铁专卖，铸钱和收山泽税，收回那些已经分配给贵族的权力；

• 更改币值，恢复使用周礼中记述的贝币，并发行多种铜币，兑换关系极为复杂；

• 更改官制和官名，全面恢复周礼的制度，却又多次修改；

• 更改地名，有些是恢复古地名，更多是随王莽的心意；

• 降低匈奴单于的封号，降低为侯，并称为‘降奴单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

所有这些措施，都没能够让人们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而是让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损害。尤其是后四项，很难设想王莽是什么样的目的。或许他已经年近60，有只争朝夕的心态，又或者试图通过改名来实现在短期内强行改变人们的观念，现在已经无法复盘。

无论如何，我完全看不出这些改革举措有任何私利的成分。实际上如果他是为了王位而篡位，本不应杀掉长子，更不应不顾一切地得罪天下人，而是应该扶持党羽，与贵族集团分利，与官僚集团分权。因为王家本来就是举足轻重的大族，他本来可以将权力分配给王家的亲属，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实行恐怖统治……

不过，所有这些举措都不是造成人们反叛的直接理由，后来的赤眉和红巾军是在经济大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才成为让新朝覆灭的力量的。不要忘记，王莽在篡权以前和篡权以后，都从未亲自执掌过兵权，也没有动用兵权来实现他的改革举措。史书没有记载哪位将军是王莽的绝对的亲信，随时可以保障王莽的人身安全。在后来各地出现反叛时，王莽似乎只是正常地调动军队剿匪。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王莽的政权是合法的政权，人们承认将最高权力交给一个‘看似完人’是一个共同的决定，至少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决定。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人发动以诸如‘起兵勤王’，‘匡扶汉室’为理由的反叛。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王莽几乎都可以称为第一个‘民选皇帝’，只不过，这个皇帝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所有人都必须对他做出对每一项决定承担后果。

我很好奇的是，拥戴王莽代汉的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是什么人，以及当王莽开始胡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想。我还很好奇的是，王莽会指定谁做他的继承人。可是到王莽68岁被杀，都没有指定过继承人。如果给他这个机会，我们可能会对王莽的内心有个更深的认识。

中国人从王莽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吗？——如何篡位，尤其是魏晋，显然是按照王莽的剧本而不是尧舜禹的剧本来演绎的：众人一再上书推举，权臣一再谦让。

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高潮，慈禧居然向全世界宣战了，这么荒唐的行为既不务实，也没有权谋，既没有道德合理性，也缺乏现实的可行性，怎么解释呢？

可以说是世所仅见。不过，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没有想明白，应该怎么办好。随后，人们又忙不迭地希望安顿下来，急于找到一种快速治国安邦的套路。在极度的混乱中，最终共产党获得了胜利，重新取得了继承天命和道统的地位。

这件事情在多方的历史文件和不同角度的记述都很详细，因此，可以清楚地分辨的前因后果。

慈禧向全世界宣战是一件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起因是面临君主立宪的政治压力，和各方殖民者对中国政治权力交替的某种参与。事件当然以满清朝廷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辛丑条约》中约定的‘庚子赔款’相当于12倍清政府的年收入总和。

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件事上清政府和慈禧的决策是何等的荒谬：

• 首先，这是一场明显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战争。

• 其次，

清政府的宣战诏书

更多的论述引入更多的思考和争论，我提出的儒家三项缺失无非是一种论述的方式。我认为论述与论述之间的差别在于以什么姿态去接受。儒家历来是反对以现代视角去做思想批判的，但是如果没有现代视角，我们就无法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审视儒家思想对现实的影响，就会显得软弱无力，缺少现实价值。但恰恰是因为儒家思想仍然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

那么批判就只能限于学术讨论，或者很快转移到其他的问题上去，比如，不要苛责，或是西方也好不了多少。

大跃进

防疫大局

中国人的历史最为令人瞩目的特点，是多次被征服但还是能够大致保持原来的样子延续，我们称之为‘同化‘、‘以夏变夷’。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如果这句话确实是在说华夏哪怕灭亡了，还是能够保有文明，那么后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印证。

不过，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整体文明’的立场上的，就算一切都毁灭了，我们生活方式way of living仍然还在，这显然超越了君王、国家、民族、乃至人民的立场，已经上升到终极价值的层次了，个人更是渺小到毫无意义的地步。

换个角度说，经历了亡君、亡国、灭族以后，文化保留了下来，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文明得以延续。但是，这种文化、文明，这种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中文、中餐和中药，而是儒家文化。确切而言就是儒家思想和儒家建制。那么儒家思想中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不惜亡君、亡国、灭族、灭种也要保留延续下去呢？我至今没有看到有谁做过清楚的论述。

无论如何，‘文明延续了’，作为历史经历，作为生活方式延续下来了，足以让现代中国人感到某种骄傲。但是真的吗？现在中国人还有多大程度上是按照‘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呢？我看所剩无几。

就算儒家文化中确实有千秋万代的终极价值，中国人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也一个问题。有古老的文明，薪火相传的历史值得自尊自傲，是一种现实价值。但若是问现代中国人：为了这种现实价值，我们灭国、灭族、灭种可以吗？答案显然会是否定的。我觉得当今的中国人就算还没有到‘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滔’的程度，基本上也是非常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并不具有为终极理想而奋斗而付出一切的精神。

其实从来没有人问过中国人的意见，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其实中国人早就经历了许多次灭国、灭族、灭种，从没有想过要放弃儒家文化——只能用真爱来解释了。

我反复斟酌，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中国人为了坚持儒家文化传承而浴血奋斗’的故事。而是‘中国人经历了亡君、亡国、灭族、灭种，仍然不懂得如何改变’的故事。我觉得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真实价值：儒家文化是不是应该作为中国人的核心文化坚持下去，值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我看来，一方面，儒家文化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不愿放弃、也难以取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已经仅限于表面，并不是一种终极价值，也没有人反对这些表面的生活方式，所以无须坚持，也无须奋斗。然而，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却是中国人历史灾难的根源，如果还要在现实中坚持的话，就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更大的灾难——我并非在危言耸听，2020～2022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就是巨大灾难的序幕，这其中就有中国人固有的儒家思想的黑暗阴影。

请先把‘没了儒家思想我们就不是中国人’、‘难道要全盘西化么’这一类的问题收起来，问题就是问题，解决是解决，两回事。我基本上不赞同‘没选择、没办法’这一类的思维方式，我也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我相信，只要换一个角度思考，总能发现不同，如果中国人会有什么不同选择，那一定是从认清楚儒家思想的缺陷开始的。

在我来看儒家文化是不值得付出任何代价去坚持的，应该尽早放弃。我们应该永远保留那些文化传统符号（比如中文、中餐、中药），也应该尽快用现代文明来建立自己的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思想内核。

要形成这种认识、做出这个决定是困难的，因为儒家思想的根源非常深刻，即便是很努力也很难在一时间彻底地拔除。在过去的200年，中国人做了无数艰苦的努力也并未成功将儒家思想完全驱除，相反，儒家思想一次又一次地以某种形式复活重生。中国人在坚持‘中国生活方式’的同时，毫无鉴别地将那些儒家教条重新装在自己的脑子里，这是一个事实。

在‘让人建立信仰’这件事上，神迹比说理更有效。而在‘让人破除信仰’这件事上，灾难比劝导更有效。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灾难，足以让人对儒家信仰产生动摇，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面对。

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已经足够证明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制度和作为哲学都是不可靠的：1）中国周期性的崩溃时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灾难；2）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和权臣干过的极端‘傻事’。后一件事实际上就是前一件事的原因。任何人只要看清了这两件事，就会对儒家思想产生某种动摇，再想坚持对儒家思想的绝对信仰就必须找到某种其他的解释。尤其是前一件事。过去的正统思想家、史学家只能做到淡化、无视，无法提供一个既符合事实，又符合道统的解释。

前一件事，中国周期性的国家崩溃所达到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是指那些导致人口锐减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并不是自然灾难（比如地震海啸或者瘟疫），而是国家政治系统崩溃导致的混乱和战争。除了传说中的大洪水，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从未发生过这种级别的集体毁灭的灾难。稍后我会列出严肃的学术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中极为广大的地区，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灭了一半，甚至80%，90%。

后一件事，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和权臣干过的极端‘傻事’，尤其是皇帝和执掌大权的臣子的极其愚蠢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如此之糟糕，如此之脱离现实，以至于完全无法用正常思维去理解。任何其他的文化背景下，都不曾发生过那么极端愚蠢的政治和军事决定。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这两件事历来被描述成‘治乱循环’的一部分，超级巨大的灾难是‘国家需要稳定和统一’的确凿无疑的证明，而不是检讨反思的契机。为什么国家会崩溃？是谁的责任？是不是体制存在固有的缺陷？需要做什么改变……所有这些质疑都不曾得到过公平的审视，更不曾由此得到过任何改善。

某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的代价，或者完全是由于外族的残忍野蛮，大致上就是古人和今人的认识深度。对现今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件事就算摆在眼前，往往也还是很平常的、不值得宣扬、或者仅仅是某些个别人偶然的错误。此外，中国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似乎这个事实可以使得过去所有的灾难和愚蠢的错失都不值一提——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轻描淡写啊。这么轻描淡写，就不是对灾难根源的深入检讨和反思，当然也就无法指向有效的改革。

其实，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前后两件事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各要素上高度重合，进而呈现出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极强的关联。并且这种强关联重复了很多次，以至于我们有很强的理由将问题指向思想和体制上的痼疾。换句话说，在巨大的灾难发生以前，一个或一系列糟糕的决定已经做出了，而那些做出糟糕决定的人，就是执掌国家政治经济大局的皇帝和儒生。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摆脱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而是说，他们就是制造困境，本应对灾难负有责任的人。

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推理：如果失败是当权者个人的失败，那么证明体制有问题；如果是整个制度的失败，那就是政治思想有问题，而一再的失败就证明了个人、体制、思想都有问题。而到底有哪些问题，有什么东西坚决要不得，却语焉不详，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但我相信，现代中国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重新审视这些事情，然后得到属于自己的认知。如果你已经明白我的认识，那么后面的文字对你来说就全都是不必要的说明，或者重复的记录，以及啰嗦的分析。

灭绝：前一件事和后一件事

我觉得除非研究过中国历史，西方人根本就不配说自己明白种族灭绝genocide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对

事件

时间、地点

灭绝人口

关联

秦朝灭亡

全国

大约70%，1400～2100万

法家治理系统崩溃

王莽代汉

全国

42%，户数减少2/3～3/4

王莽糟糕的政治改革

东汉末期混战

全国

50%

汉朝统治体制的全面失败

南北朝

华北地区

80%

只有战争一种方式重建秩序

隋朝

全国

50%

隋炀帝开大运河、征高句丽

唐朝安史之乱

北方

30%

唐玄宗治理失败

五代十国

全国

>50%，北方多次

只有战争一种方式重建秩序

黄巢

北方

数千万

黄巢，以做军粮

北宋灭亡

中国北方

50%，2000万

宋徽宗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长达百年的对西夏战争失败，王安石改革失败

南宋灭亡

中国南方

>2000万，其中西夏、金地区>80%

联蒙灭金

元朝灭亡

30%，2500万

明朝崩溃

1628～1655全国

40%，8000万

政治体制失败，经济管理失败，东林党与宦官无底线的斗争

张献忠

1644~1659四川

>90%，整个四川仅剩90万余人

张献忠，以杀人为乐

白莲教起义

1795-1804，五省

数千万

太平天国

十八省

25%，7000万～1亿

鸦片战争赔款导致税收猛增，清朝未能跟上西方工业革命

反思

我时常觉得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强烈的做傻事的欲望，比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我们自来把这些故事当作一种精神的象征，表示我们这个文化从来不缺少挑战一切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风萧萧兮易水寒、义之所在奋不顾身、乃至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过，中国人的历史似乎不是一部挑战的历史，而更像是是一部顺从的历史。

中国人不是勇于挑战现状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保守的，不善于改变现实，不善于创新探索的，这基本上就是共识。不止一个人认为中国历史是沉闷的循环，’无外乎帝王家事‘。王朝更替，权谋斗争，反复地被北方民族征服，没有创新和突破——这些都在证明，中国文明的个性实际上是缺乏勇气的，对新鲜的事物缺乏兴趣，不愿意尝试冒险和探索，也不同的文化也缺少应对的办法。

儒家思想就是中国民族个性的系统性阐述。我从儒家思想里读不出来挑战现实的勇气，而只能读出来恭敬和服从。儒家为避免人与人之间正面的挑战和冲突提供了各种思想工具，于是有了‘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春秋 。’父不言子德，子不言父过。‘（《礼记》），‘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汉代马援）——似乎观点会与面子、自尊、权威、乃至利益关联起来。在现代人看来，这更多是一种人际关系技巧，很类似于戴尔.卡内基所说的‘欲食蜂蜜，勿蹴蜂房’，很实用，但却很肤浅，并没有深入人际关系的实质。

但是孔子并非这么肤浅，在孔子的思想中，亲亲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出发点。从父子到夫妻，到亲族，再到君臣，以及人与人之间，关联是按照远近亲疏到顺序排列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理由来改变这个顺序。

我觉得没错，血缘关系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确实比其他的关系更为‘牢固’。但是也仅限于此，将血缘关系的模型扩大到君臣关系，恐怕就只是一种单纯的理想了。

孟子有三个论述，实际上是不能自洽的：1）‘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孟子.离娄下》）；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3）‘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显然，人际关系有远近亲疏就不能平等地对待吾老吾幼和人之老人之幼，而君王不可能将所有的臣民都视为手足心腹，就算能他也无法让每个臣民都感受到那样的情感，那么要靠什么力量去维系这些关系呢？如果这些核心关系都无法维系，那应该怎么样处理没有君臣、父子、夫妻关联的普通人际关系呢？

不过，话是孟子说的，不能怪到孔子头上。孔子的‘伟大贡献’则是将讳言‘发扬光大’到了极致，发明了一种‘微言大义’的历史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从‘对我有利’的角度来阐述历史、乃至理解世界的思想根源。如果说孔子还能小心谨慎地‘微言’，那么后世简直就是直接‘谎言’，实在是不可取。

什么叫微言大义？比如，《春秋》开篇第一段中「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中藏着一个极为复杂的兄弟谋权凶杀的故事，孔子用了三种办法来隐讳他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也就是说，正常的写法本应是：郑庄公在鄢城讨伐他的不守规矩弟弟共叔段获得了胜利。但孔子不说兄弟关系，因为弟弟不守本分，不说哥哥就是郑庄公而说郑伯，是对他没能教好弟弟的讥讽，不说伐而说克，是说双方都有过错，并没有符合礼的秩序。孔子是希望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不是互相攻击。但孔子又没法直接这么说，因为在这件事上，母亲是完全偏袒弟弟共叔段的，以至于郑庄公拒绝再会见母亲。

如果不是《左传》里有精彩的完整记录，我们没有任何可能看懂孔子试图表达的原意，而整本《春秋》里全部都是这样的书写方式。我们看不到任何公开的评论，也看不到能够用于分析原委的背景和基本事实，只能看到‘某人做了某事’、’某国发生了某事‘。只有通过某几个特定的字词（本来应该用这个而却用了那个），来推测孔子的可能具有的观点。

我对孟子所谓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完全不能信服的：试问，孔子本人都没有勇气去提出正面评论，怎么指望后世人有勇气挑战乱臣贼子呢？乱臣贼子从来都不惧怕《春秋》也不惧怕儒生，这是历史事实。正相反，乱臣贼子总是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哪怕是篡位，都可以演绎成禅让，天下就只有诺诺，挑战绝对是稀缺的事情。

司马迁是个有勇气的史学家，比起孔子只敢把意见藏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字里行间，他敢与直接写出评论，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评价，也就是所谓‘私淑古今贤’。后人可以直接读懂历史，不必依靠其他的’传‘、’著‘、‘书’才能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不过，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史记》理论的基础是董仲舒的公羊学，主张有道伐无道、尊王攘夷、大一统、正是汉武帝要建立的正统思想，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儒家思想主旋律之作。此外，司马迁本人也是因言获罪的受害者，因此《史记》绝不可能是一部客观立场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有限度评论’的历史。后世史学家也多次发现了《史记》中有偏颇的记录和论述。

无论如何《史记》是中国历史的高峰，后世的任何一部历史，都没能达到甚至接近《史记》的‘忠实和详尽’的程度。但也是最后的高峰，所以鲁迅先生会称之为‘史家之绝唱’。

中国人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自可以从仁义礼智中找到想通的理由。这实际上使得中国人显示出一种随遇而安的品质：不管环境是怎么样的，都能/要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而不浪费时间去问为什么。同时，这种随遇而安中又混杂着某种顽固执拗，用各种理由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改变生活习惯，更排斥外部文化的侵染，比如海外华人生活圈中的中文、中餐和中医。

勇气和坚持是优秀的品质，也是较为复杂高深的精神元素，必须基于更基本的价值之上才有意义。如果本身就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那么勇气和坚持就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对此，我们的文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拿掉勇气，那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故事中就只剩下了愚蠢，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任何希望能够成功的事情。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也确实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对于这些非人力所及的事情，正常的想法是要靠神力或者运气，但中国人不是这么想，就要靠人，靠跟人差不多的存在，去完成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从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勇气的精神在我来看是很难理解的。好吧，神话故事毕竟还是一种传说，不必深究。那么，水滴石穿、铁杵成针呢？我也同意毅力极其重要，但何以要无端地消耗人的毅力，而不是采取更聪明更务实的方式呢？穿石和磨针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只要去实验一下就知道，穿石需要的是高压水流，滴水的能量太过分散，除非遇上碳酸岩并且隔绝氧气或者是青砖，滴水是不能穿石的。同样，手工磨针也是无法实现的，且不说铁杵还有更大的用处不能用来磨针，由于铸造的缺陷，打磨很容易造成断针，要想做铁针必须经过锻打，去除铁杵中的含碳杂质，才能使针同时具有强度和韧性。

其实，中国人也不会真的去干滴水穿石和磨杵成针的事情，只是在讲某种道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神话和谚语，都在播种一个潜意识：目标即便不理智也不重要，坚持做下去就好。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于是经常表现得对最初的想法极为看重，宁愿无论如何坚持下去，而不愿停下手来，重新考虑一下其他可能。我想了很久觉得无法完全理解这种心理，只是看到这里面唯一值得斟酌的，就是‘有没有勇气否定自己’。凯撒说，骰子已经投下。中国人似乎常常活在这种状态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换句话说：一条路走到黑。

我想，这里一定搞错了。理想可以是不理智的，I have a dream，只要有价值就值得去追求。但是还是首先要识别所追求的价值，其次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完善那种价值，建立不断进步的踏实的里程碑。随意地定下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是蛮干，会造成严重的错误。

把孔子的’为亲贤尊者讳‘和’推己及人‘联合在一起看，那就必然导致一个推论：谁也不要说别人。因为‘面斥其非’等同于否认对方是‘亲贤尊’，也就是一件’己所不欲‘，如果我们互相承认‘亲贤尊’的秩序，那就应该不要互相说对方的不是。我先做到不说你，希望你也能做到别说我。我们都是君子，我们可以一起骂‘小人’。于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经常取代了坦诚的面对。

那我要问：为什么这么怕别人说呢？我想了半天，觉得勃兰特.罗素的分析简直是一针见血：

如果你对一种不同意见感到愤怒，这表明你已经意识到你自己的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因为如果有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最大的勇气是否定自己的勇气。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中华民族更像是犹豫踟蹰的乌龟，而不是努力奔跑的兔子。我们放不下自己，也就很难变成更好的自己——要想建立这种自我认知，我觉得是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即便暂时不去说自尊心，也有两个重大障碍是大部分人没能够逾越的：

• 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不比谁更好；

• 对历史的认知，中国了不起，伟光正。

我在整个个人观察开篇提出来的‘赌技之差1%’，就是为了在思想方法上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的思维定势。任何微小的差异假以1000年的积累，都可能造成天翻地覆的差别。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序言开篇点出：

‘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

只有把所有的白羽毛都忽略不计，才会认为天下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不要干涉别人的家事，但是却不能接受有人虐待老人、女人和孩童；我们可以认定，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不义的，但是看到某地的人民深陷苦难的困境，忍不住又生出‘应该有人做些什么’的感想。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若是在大框架下概略地观察，没有办法认定儒家思想有什么问题。但若是仔细观察，努力去分辨，就会发现儒家思想即便不是错误，也存在重大的偏颇。只要我们稍微多一点留心中国历史那些重大的失败，就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缺陷。

然而中国历史是在‘为亲贤尊者讳’，‘为赢家讳’的基调下写成的，要改变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于是极为困难。在中国，一个人在年轻时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极度偏颇的，几乎只是专门为了培养‘自尊心’、‘自豪感’而编排的特定的知识，而不是认真严肃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大部分人在成年以后，几乎都难以避免这种‘文化自尊潜意识’。我这样说并不专指共产党洗脑教育，而是指所有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在纯粹的儒家教育系统之下。

不过，另一方面，我倒也没觉得一个人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去钻研历史。人生漫长，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一个人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机遇，会重新认识历史事件，然后感受到三观都快要被颠覆了，比如‘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不是被全世界公认的，比如‘元朝并不是中国人的王朝’、‘鸦片战争是林则徐挑起的’、‘火烧圆明园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八国联军’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机遇’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某些历史讲述者（袁腾飞等）的天才认知或是精彩考证，而几乎完全是由于我们过去学习的历史中‘为亲贤尊者讳’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极度夸张，以至于完全不符合事实。

我不太想去罗列那些曾经被热议后来又被冠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热门话题。对我来说，这些知识更多地意义是一种表征：有些人安于所拥有的一切，而另外一些人则总是充满了好奇和疑惑。我倾向于后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认识不要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对于那些已经‘完全成长的人’，验证和修订自己的知识其实只是第一步。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容忍对历史的解读可以按照’对我有利‘的方式，或者至少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原则。

如果不能容忍’对我有利‘的解读方式，那么解读历史原则可以是：1）寻找坚固的事实，这意味着不轻易相信单方面的叙述，有时候需要多看几本书；2）‘多角度观察’，如果换一个立场还是能够得到差不多的结论，那显然是更为可靠的。如果可以容忍’对我有利‘的解读方式，那原则似乎是怎么解释对我的好处更大，就应该怎么解释。

这样就得到了我的观察结论：儒家思想一直是按照’对我有利‘的原则来解读历史的，这种原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

坚持是达成伟大成就必备的品质，同样也是造就极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推动力。如果说中国人是极端的民族，那就与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不相符。中国人喜欢的对自己的描述是，勤劳勇敢，诚实善良，善于学习，爱好和平。不过，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历史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极端的事件、彻底混乱乃至崩溃呢？

因为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通常仅限于官方认可的历史叙述，并且普通人基本上只是了解概况，并没有深入去观察。所以，想要在这两点上建立任何认知，就不得不进一步去澄清一下具体的内容，否则就不容易形成有效的思考。

我个人思考的过程是对那些著名的、人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确定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确实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认识。然后再看看将这些认识积累起来，能够得到什么结论。

我的结论是：1）中国人经常在重大决策上犯低级错误，而且这些低级错误确实是大混乱和大崩溃的重要原因；2）在每一次崩溃以后，中国人总是按照原来的方式重新建立国家和社会秩序，很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关于第2）点，我在此前已经有所提及，无论原因是什么，基本上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有两件事是能够佐证，中国人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国人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傻事，所有这些傻事都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中的任何历史可以相比。这些傻事的后果直接导致天下大乱，丧权辱国，乃至国破家亡。不过，中国人却认为所有失败的原因都在于当事人道德败坏，虚伪自私，或者是外族侵略，甚至干脆就是运气不好。

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一个人反复做同样的傻事，那就是不聪明的证明；一个国家反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主导思想有缺陷的证明——这样理解岂不是更简单直接？

我觉得有必要稍微数一数这些傻事，也只能列举其中一小部分人所共知的大事，极品的事。如果是很少人知道的小事，那完全可能来自于偶然性。不过，即便是将所有的傻事都列出来，也是无法证明存在‘必然性’的，可以断言，在社会学领域，任何‘必然性’的证明都是伪科学。我只能说明其中的关联，然后再将其中的关联投射到我本人和周围环境中的人此时此刻的思想和行为上。我认为这种投射不是我个人的意识，而是可以转移的认识。

王莽变法

很少有人强调，王莽的新朝长达14年，三个半美国总统的任期。考虑到王莽新政的激烈程度和某些政策的离谱程度，以及王莽的政权交接是在完全和平、不流血的状态下完成的，我觉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王莽确实是得到了比较坚定的支持。

与其说是篡，不如说是真戏真作。王莽的一生可以说是政治奋斗的一生，他谋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恢复周礼。他做的没有一件事是为了私利，没有一件事是为了王家江山社稷。

前面提到‘王莽是个道德完人’，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史书确实记载了王莽还是有很多安排可以称得上是权谋，其中包括诛杀异己。但史书没有否定的是，王莽的新朝获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支持。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在西汉末年那个时代背景下，王莽的那些权谋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与此前外戚、军功集团、贵族、望族相比，王莽的道德就是‘最完美的’，他的诛杀异己也是不分亲疏，把自己的长子也处死了。

史书还记载了，王莽与他的家族都不一样。王家是实力熏天的外戚，靠着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当了61年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王家男性轮流掌管朝政。但人们还是认为王莽与众不同。因为王莽生活极其简朴，礼贤下士，为人诚恳。他多次拒绝封赏，并且献出财产、住宅和土地，帮助穷人。王莽当大司马的时候，先是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建言太后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没有皇帝和官僚做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

以儒家历来的道德高度，对王莽上台前所做的一切都很难提出指责。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前已经颇多建树，我无须一一罗列评价，只想指出，所有这些事情，除了‘结党营私’，儒家没有能够提出任何其他的指控。那王莽篡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因为王莽把长子都杀掉了，所以不能说他是为了以王代刘。

王莽所做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因此那些权谋就只能从政治奋斗的角度去理解。资治通鉴中的那些记载和评论很可能是想要影射当时王安石的改革，而不是客观评价王莽。

王莽从24岁起做官到54岁成为皇帝，有三十年的时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做事，都获得了办事认真，对人恭敬的美名。可见他是同时具备办事能力和个人品德的熟练官僚。然而他在以新朝取代汉朝以后的所有作为，却不像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官僚。

• 均田制，并禁止土地买卖，任何耕地不超过100亩的家庭，都由国家提供补足；

• 禁止奴婢买卖，实际上是取消奴隶制；

• 酒、盐、铁专卖，铸钱和收山泽税，收回那些已经分配给贵族的权力；

• 更改币值，恢复使用周礼中记述的贝币，并发行多种铜币，兑换关系极为复杂；

• 更改官制和官名，全面恢复周礼的制度，却又多次修改；

• 更改地名，有些是恢复古地名，更多是随王莽的心意；

• 降低匈奴单于的封号，降低为侯，并称为‘降奴单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

所有这些措施，都没能够让人们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而是让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损害。尤其是后四项，很难设想王莽是什么样的目的。或许他已经年近60，有只争朝夕的心态，又或者试图通过改名来实现在短期内强行改变人们的观念，现在已经无法复盘。

无论如何，我完全看不出这些改革举措有任何私利的成分。实际上如果他是为了王位而篡位，本不应杀掉长子，更不应不顾一切地得罪天下人，而是应该扶持党羽，与贵族集团分利，与官僚集团分权。因为王家本来就是举足轻重的大族，他本来可以将权力分配给王家的亲属，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实行恐怖统治……

不过，所有这些举措都不是造成人们反叛的直接理由，后来的赤眉和红巾军是在经济大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才成为让新朝覆灭的力量的。不要忘记，王莽在篡权以前和篡权以后，都从未亲自执掌过兵权，也没有动用兵权来实现他的改革举措。史书没有记载哪位将军是王莽的绝对的亲信，随时可以保障王莽的人身安全。在后来各地出现反叛时，王莽似乎只是正常地调动军队剿匪。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王莽的政权是合法的政权，人们承认将最高权力交给一个‘看似完人’是一个共同的决定，至少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决定。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人发动以诸如‘起兵勤王’，‘匡扶汉室’为理由的反叛。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王莽几乎都可以称为第一个‘民选皇帝’，只不过，这个皇帝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所有人都必须对他做出对每一项决定承担后果。

我很好奇的是，拥戴王莽代汉的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是什么人，以及当王莽开始胡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想。我还很好奇的是，王莽会指定谁做他的继承人。可是到王莽68岁被杀，都没有指定过继承人。如果给他这个机会，我们可能会对王莽的内心有个更深的认识。

中国人从王莽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吗？——如何篡位，尤其是魏晋，显然是按照王莽的剧本而不是尧舜禹的剧本来演绎的：众人一再上书推举，权臣一再谦让。

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高潮，慈禧居然向全世界宣战了，这么荒唐的行为既不务实，也没有权谋，既没有道德合理性，也缺乏现实的可行性，怎么解释呢？

可以说是世所仅见。不过，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没有想明白，应该怎么办好。随后，人们又忙不迭地希望安顿下来，急于找到一种快速治国安邦的套路。在极度的混乱中，最终共产党获得了胜利，重新取得了继承天命和道统的地位。

这件事情在多方的历史文件和不同角度的记述都很详细，因此，可以清楚地分辨的前因后果。

慈禧向全世界宣战是一件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起因是面临君主立宪的政治压力，和各方殖民者对中国政治权力交替的某种参与。事件当然以满清朝廷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辛丑条约》中约定的‘庚子赔款’相当于12倍清政府的年收入总和。

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件事上清政府和慈禧的决策是何等的荒谬：

• 首先，这是一场明显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战争。

• 其次，

清政府的宣战诏书

更多的论述引入更多的思考和争论，我提出的儒家三项缺失无非是一种论述的方式。我认为论述与论述之间的差别在于以什么姿态去接受。儒家历来是反对以现代视角去做思想批判的，但是如果没有现代视角，我们就无法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审视儒家思想对现实的影响，就会显得软弱无力，缺少现实价值。但恰恰是因为儒家思想仍然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

那么批判就只能限于学术讨论，或者很快转移到其他的问题上去，比如，不要苛责，或是西方也好不了多少。

大跃进

防疫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