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的个人观察（3/10）——为什么是孔子1/4

有一个经典的问题，’为什么是英国‘，意思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终促成了英国的成功，而不是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标准的’伪问题‘，不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因为所有使得英国成功而别国不成功的理由，都不能证明为’按照同样的方式复制就能够确保成功‘。

但’为什么是英国‘却是一个热度很高的问题，聊天交流、演讲探讨、学生作业，经常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并不是为了‘再造一个英国’，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可以引发人们的好奇心，进而深入了解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因后果和方方面面，往往有大量重要相关性的过程和事实，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了解的范围，从而使人在交流探讨这个’伪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知识、领悟、和启发。

同样，再造一个孔子完全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但了解观察并尝试解释’为什么是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完善认知的过程。尤其是儒家思想，有许多的层面和深度，从外表看和深入看完全是不同的。我若是不去做更仔细的观察，那基本上所持有的观念几乎必定就是偏狭的、草率的、浅薄的，也就很难找到我自己的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那为什么是孔子

每一个自居‘继承道统’的皇朝必须对孔子追封追谥，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孔子是不是符合这些名号，那仅仅是后世人‘看热闹’时的想法。

在孟子之前，只有鲁哀公在孔子去世以后，给予称号为‘尼父’，这是一个常见的尊称。吕不韦活着的时候就被嬴政尊称为‘仲父’。孟子是第一个称孔子为‘圣人’的，因为他自认是道统传人，又‘近圣人之居’（比老乡还要更近）。但这仅仅是代表他自己。直到西汉平帝元始元年（也是公元元年）册封为‘褒成宣尼公’，经过了479年。

在这将近五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儒家思想是一点一点从一个偏末之学，上位成为中华文明的道统的。孔子作为这份道统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被推上了神坛。

儒家故事线——学术演化

儒家是先于孔子的。被称为儒生的，大多是主持祭祀和丧葬的官员或者司仪。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一个领悟，那就是整齐严谨仪式能带给人感觉，神圣的感觉，恭敬的感觉，谦卑的感觉，秩序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仪式以后也会‘存在’，似乎很有价值。于是儒生们就不断地研究发展各种礼仪，用在各种不同的场景。

在今天来看不算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心理学里的一个很小的分支，称为‘礼仪心理学’。人在特定的环境下，集体做一致的动作，就会产生类似于‘共振’的心理现象。现代人不感到神秘，但是在古人看就是一件大事。

这中区别可能有个原因是现代人体会不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语言发展还很不充分，用那种语言思考和表达，是一件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很多感受无法思考，无法表达出来让别人明白，却能在礼仪中取得共鸣，这还是挺神奇的。

思考是要用语言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还很粗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是精心选择的最佳表达，而是可能完全没有别的表达方式。我不知道这个意思在孔子的头脑中是怎么样的，但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是这样清楚的形式：‘君要像君的样子，要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表现得体’。孔子未能给出‘仁’这个核心概念一个清楚准确的定义，或许也有语言的限制的原因。

如果无法思考得清楚，就得用其他的方式，比如庄子特别擅长的讲故事。但庄子要比孔子晚了两百年，语言更丰富是正常的，但也还远远没有发展充分。在故事后面的抽象意思，是可以不用语言去领悟，听懂了就能会心一笑。

因此，礼仪在古代比在现代要重要得多。英语中仪式ritual来自于拉丁文ritualis，很可能是来自于《吠陀经》中的Ṛta，意思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相当于中文的‘道’，但Ṛta有很多具体的形式。西方的ritual更接近于仅仅是表面的仪式，而儒家的礼仪思想更接近Ṛta。

孔子的阐发

孔子是那个将儒生礼仪表达成思考的人。孔子阐述了礼仪蕴含思想这个道理，包括秩序、道德、规律。君王祭拜天地，臣子朝拜君王，孩子向父母行礼，这些表象的仪式是‘道’的表现形式。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秩序是来自于礼仪的。如果每个人都明白、都接受这种秩序，那么就是儒家的理想社会。

以现代人的观点，会低估礼经中的那些‘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规矩’。比如《乡饮酒礼第四》中规定了一般人的拜会和接待的流程，要全部完成，需要数天。再比如《士相见礼第三》，一次拜访需要完成的规定动作和讲话，已经完全固化到每个细节。我还是摘录一段来自于某国学网的翻译文本。

士相见的礼仪：礼物，冬季用雉，夏季用干雉。宾双手横捧雉，雉头向左，说：“在下久欲拜见先生，但无人相通。今某某先生转达先生意旨，命在下前来拜见。”主人的答辞是：“某某先生命在下前往拜会，但先生却屈尊驾临。请先生返家，在下将前往拜见。”宾的答辞说：“先生所言，在下实不敢当，还请先生赐见。”主人的答辞是：“在下不敢当此威仪，再一次请先生还家，在下将前去拜会。”宾的答辞是：“在下不敢摆此威仪，最终还是请先生赐见。”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一再推辞，得不到先生的准许，将出去迎见先生。听说先生携带礼物，冒昧辞谢。”宾的答辞是：“在下不用此礼物，不敢来拜会先生。”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不敢当此崇高的礼仪，冒昧再次辞谢。”宾的答辞是：“在下不凭此礼，不敢求见先生，固请先生笑纳。”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一再辞谢，得不到先生许可，不敢不敬从!”主人到大门外迎接，两拜。宾答两拜。主人对宾一揖，从门东侧入内。宾双手捧礼物，从门西侧入内。主人两拜接受礼物，宾两拜送礼物，然后出门。主人邀请宾，宾返回，与主人再一次相见，然后告退。主人送宾至大门外，两拜。主人带着宾所送的礼物到宾家回拜，说：“前不久先生辱临敝舍，得以相见。今请将礼物还给传命的人。”主人的答辞说：“在下既已得以拜会先生，冒味辞谢。”宾的答辞是：“在下不敢求见先生，只请求还礼物给传命者。”主人的答辞是：“在下既已得以拜会先生，冒昧再度辞谢。”宾的答辞说：“在下不敢以此小事聒烦先生，只是固请还礼物给传命者。”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一再推辞，得不到准允，哪敢不从命!”宾手捧礼物入内，主人两拜而接受。宾两拜送礼物，然后退出。主人送宾至大门外，两拜。

这一段大约占《士相见礼第三》的三分之一，主宾到此还不算真正见面了，更不要说谈事情——儒生们似乎搞得太过头了。

全世界文明文化都有各自的礼仪，区别只在于程度。我觉得像《礼经》这样极端的形式，只有藏传佛教的朝圣可以相比。可以说，儒家的每一个礼仪，都是一次朝圣，都通往整个世界所应遵循的秩序。

经过孔子的阐发，礼仪已经不再仅仅是表面繁杂肤浅的形式，而是最高的秩序的表象。孔子还阐发了‘仁’。仁也是先于孔子的，因而孔子仍然只是述。孔子并没有重新去定义‘仁’的含义，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应用‘仁’的概念，使之称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系统概念。

’克己复礼‘这个词我一直觉得很难理解，现在我觉得用白话文最好的描述可能是，努力完善自己以符合理想的秩序——这个理想的秩序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不是很完备的解释，只是一种通俗普遍的解释。

对孔子阐发的礼仪和仁义，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态度是：不屑一顾。我还是不要引入那些批判和讥笑吧，一不小心就会被牵连到那些公案里。而且也不是我想要说的重点。

我在这里只想概述孔子的阐发是将儒家思想做了第一次的总结提高，是一次重大的、关键性的学术进步。

这样说仅仅是从儒家的发展历史上来观察的，整个世界对这次学术进步毫无反应。从孔子去世到董仲舒出生正好整整300年，这300年中，从没有哪个君王将儒家思想当作核心的治国思想理念，也没有哪位儒家的代表人物真正掌握了政治权力。

但是，儒家也并没有像其他诸子百家那样湮没消失，而是始终倔强地与时俱进。这还是因为儒家的根基，孔子进行阐发的基础，十分稳定。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儒家，还需要他们去摆弄祭祀朝拜，还需要他们去主持丧葬。更重要的是，人们还是需要‘君臣父子’的秩序。孔子哀叹的‘礼坏乐崩’，在君王来看就是‘国将不国’，在百姓来看就是‘xxxx’，没有人希望一直生活在动乱不止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除了盗跖）都希望有秩序、可以期望的生活。英国议会的议长的权力之一就是猛敲锤子大喊‘Order！’如果可以，我也想要那么一把锤子。

孔子虽然没有教出和优秀的学生，但天下儒生都会崇拜孔子的学术贡献，乃至后来奉孔子为师。‘先师’的称号，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

孟子与荀子的贡献

孟子和荀子都是‘认先师’的杰出人物，他们之间最著名的分歧就是一个主张‘性本善’，一个主张‘性本恶’，他们建立了两套相悖的政治理念，最终又合二为一，成为鸡国统治阶级的核心思想理念系统。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孟子从性本善出发，建立了‘仁政’的学说。我用直白的话说，就是老百姓本是内心善良的，只要君王用仁德去感召，他们就会从善如水——这里可能吸收了老子的‘上善若水’。孟子的性善论是人人喜欢的，他主张的是从上到下的善，在他看来只要君王实行了仁政，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每个人本性的善，而走向和谐。

这已经不完全是哲学，而是是一种政治思想了。孟子用这种政治思想游走各国，明显比孔子受到更大的重视和礼遇，但也很有限。君王觉得很有道理，但执行起来很难。而且，一旦谈到‘仁政’，君王就要首先约束自己。那么，‘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君王的实际态度。总的来说，孟子一生的事业，大致上可以用政治说客来概括，不是很成功的那种。

我看，孟子的不成功，在于他过高地估计了君王的开明和承受力，把他的政治思想用负面意思来表达了。‘民为重，社稷为轻，君次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虽然就是事实，却完全没有顾及君王的脸面。朱元璋是那个最受不了的君王，在他的指示下，孟子的这些话全部被删除，且绝对不允许放在科举考试中。

孟子思想的重要性和关键价值，要等到法家制造出巨大的混乱和破坏以后，才会体现出来。这一点，我稍后再说。

荀子最重要的思想则刚好和孟子相反，他主张性恶论，并且从性恶出发，打通了实行苛政的思想路线。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人是恶人，所以要严加约束管理，这也不完全是哲学，而是一种政治思想了。

这种性恶论思想往往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起点。荀子的学生韩非，基于荀子的思想，再继承了商鞅的《商君书》，就写出了法家的核心思想著作《韩非子》——这部公认的法家的集大成著作。韩非子口吃，卖相远不如李斯，所以尽管秦始皇非常欣赏韩非子这本书，却不想用韩非这个人。再加上李斯是个私德很没有底线的人，最终韩非死于李斯之手。

荀子不仅是个著作等身的思想家，虽然他的著作只流传了很少一部分下来（29篇，数万字），但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掷地有声。荀子在叙述和解释的水平上，远远高于孔孟（当然，和语言文字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从的他文章就可以看出，但荀子也因此显得很偏激。尤其是关于孔子诛少正卯这一段非常重要，有现实意义，我摘录如下：

《荀子·宥坐》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个排比华丽至极，令人过目难忘。比更早的《管子·法禁》中类似的表述要精彩得太多。荀子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平的。但荀子所述未必是真的，他引述的‘诛’的案例基本上全都找不到史书相关的记载。或许整篇《荀子·宥坐》也是后人假托的伪作，这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结论。

但我引述的这一段毫无疑问是有现实原因的。在鸡国文化和政治中，这‘五恶’历来是用作杀人利器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旦用上这几个词，就是要引用孔子诛少正卯的先例，动了杀心了。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个思维模型深深地嵌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现在鸡国社会能够施行普遍的言论审查，有寻衅滋事这样的框子罪，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荀子同时还是个了不起的思想评论家，他还写了《荀子‧非十二子》对诸子百家和同门的其他学说一一进行了批评，唯独提出只有孔子的思想是最完善的、最系统的。

在学术上来看，这样的批判和支持，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好的事情，必须、只能、只有具备合适资格的学术大咖才能做，才做得好。毫无疑问，荀子就是这样的学术大咖。他的《荀子‧非十二子》是强大的立论，或许在今天来看，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在当时以及其后的绝大部分时代，影响力已经足够了，没有人能够挑战，没有人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去主导思想评论，也就没有可能将其他任何学说拿到儒家之上。

孟荀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政治理论的贡献，在古代是无出其右的。诸子百家的其他学派中，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其他的人物和思想完全没有办法与这两位相比。经过了这两位，儒家思想终于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末流走到了前列，成为一流的、完整的思想。但要想真正对统治阶级造成影响，成为主导的统治思想，还要100年——等待时机来临。

孟子和荀子并不止于贡献了政治理论，他们各自对道德和形而上学，都有很了不起的论述。但儒家思想成为个人哲学的思想，还远未成熟，还要经过1200年，等到朱熹出现才行。

法家出自于儒家

法家并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帮派，前面提到的那些春秋战国时代真正风光无限的牛人，基本上都是掌握实权的政治家，从管仲、孙武。‘法家’这个称呼是后人的给他们戴的帽子。

人类历史上轴的心时代，人才辈出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什么特异的事件。东西方都在发生的事，就是开始出现思想，思想开始发展。人们在后世总结历史发展的时候，总能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代表人物，再往前就没有了——要么没有思想，要么没有记录。于是将所有的‘起因’都归结于那个人，这是没有必要的，至少不需要那么夸大。换句话说，牛顿定律总是会被发现的，要么是牛顿，要么是其他什么人。按照人择原理，之所以是牛顿，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在其他的时空，或许是马顿Horton，或许是羊顿Lamton。

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中国的思想萌芽时代，思想进化时代。《春秋》是历史书，也是思想萌芽书。各国君王各种精英都试图从春秋中发掘出一套站得住又行之有效治国之道，一套可靠的规律，所以才有那么多不同的《春秋》。在我看来，每一部《春秋》都是一次尝试解释历史发展的思想尝试。

法家人物是从管仲一下的一系列政治人物，被认为思想有某种程度的相近。归为‘杂家’的吕不韦，其实也可以归于法家。这些离散的思想和政策，最终在《韩非子》得到了统一、全面的阐述。

这个时代最后的赢家是秦始皇，最终思想的成果，是法家思想。

法家的法，是办法的法，不是法律的法。《说文解字》清楚地说明了，法的写法是灋，左边是水，代表公平，右边是一种象鹿的神兽，只有一只角。‘见人斗则触不直者‘（《异物志》东汉杨孚）。

我总是在想，难道这就是古人对公平的看法吗？有点像西方的‘神明裁判’或者‘磨难裁判’，但又很不同，神兽不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还要不要解决问题？而且，神明是高于人的存在，神兽则基本上是一种随机现象。人或许可以明白神的意思，但不太可能明白神兽是怎么想的。

法家就是依靠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我最简单的理解是这样。到现在鸡国人仍然具有这样的特质：相信凡事总有办法，不相信稳定不变的法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暂且不往下展开。

钱穆先生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他是指许多儒家的学生都成了法家的知名人物，除了韩非李斯以外，还有田子方、子夏、李悝、段干木、吴起等等。钱穆先生还提到魏文侯，说他是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键。因为魏文侯手下又一大帮儒家人物，这些人在鲁国那个弱小的国家‘只好讲写仪文小节的礼’，到了魏国就可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儒家发扬光大了。

不过，李悝、吴起虽然是儒家第二代传人子夏的学生，通常是被归入法家的，这与韩非、李斯本是荀子的学生却被归入法家完全相同。于是就有了法家出自儒家的说法，钱穆先生说，‘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这个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毕竟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已经有2000多年了，而且还有儿子司马迁的《史记》加持。

暂时先放下名份，谁是正宗，谁是旁枝，这种争论总是没完没了的，还是不要掺和的好。

事实既然是儒家的老师和学生完成了法家思想的完善和整合，儒法两者基本上是兼容的，不互相排斥的，或者是有共同基础的。鸡国的外儒内法，就是证明。在上层，统治的外表是儒家，内核是法家。在下层也是一样，因为鸡国的社会结构造型就是一个无穷嵌套的金子塔。

两千年来，在统治层面，儒家思想实际上一直是法家思想的秤砣。法家治理加上孟子仁政，这后来就成为了鸡国的最最核心的治国理念，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如果没有孟子仁政的思想，君王就会像秦胡亥那样肆意妄为。这一点用胡亥与李斯的一段对话可以表现的极为充分。这段对话载于《史记.李斯列传》。如果司马迁是如实记录的，那胡亥是个很有口才的君王，而不是一个只受赵高摆布的傻瓜。我摘录如下。

“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鉶，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笔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柰何？”

胡亥的想法在之前与赵高的对话已经完全表述清楚了，不用翻译也完全能看得懂：“夫人生居世闲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赵高（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对对，这是贤明的君主才会做的，以前那些昏庸的君主都不明白——你没看错，赵高就是这样的‘指鹿为马’。

统治天下的好处就是肆意妄为，住宿舍吃狗粮为天下人操心，那是傻叉，老子不干。我就是这个要求，怎么实现你去想办法——这真是打中了法家思想的死穴。对这种君王，法家思想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的，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法家人物大多死于非命，也正是由于无法制约君王。

可以说，法家思想是有重大缺陷的思想。这个缺陷体现在两个层面：1）只围绕君王的个人价值思考，完全不顾及其他的社会组成；2）没有系统观念，君王的欲望和能力无限放大以后，一定会导致系统崩溃。

孟子的仁政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法家思想稳定器，虽然简短，但十分关键。所以我对毛泽东的观察始终存在一个不理解。他熟读二十四史，并非不知道法儒之间的相生关系。但毛泽东却唱法批儒，打倒了孔老二，后果就是社会大混乱，法也就不成法了，这一点难道还要再做什么实验吗？当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能有政治斗争的理由（如秦晖老师所讲的两种原因在一起），这就不是我所能去讨论的了。

秦朝灭亡原因是得到了所有人一致同意的，不需要写不同的’春秋‘。孟子对苛政的政治预言完全实现了，这也是孟子地位极高的原因。于是汉朝首要的原则就是避免苛政，但是到了汉武帝，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待续：汉武帝故事线）

TUBM

2022年8月24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