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的个人观察（4/10）——为什么是孔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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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说要有孔子，于是就有了孔子

汉高祖建立的大汉朝，是军功集团的集体功劳。刘邦作为老大，来当皇帝。其他人可以共享荣华富贵，但最多只能封侯，这是白马之盟的核心内容。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座位都是排好次序的（比瓦岗寨、水泊梁山早得多），所以刘邦死前，人们一定要问清楚，谁来接手后面是谁，这是核心政治秩序，乱了就要出大问题。

汉初军功集团主要是一帮‘游侠’。这些人大多是仗义助人，打抱不平的豪侠之士。最早如魏信陵君无忌，不管是不是会武艺，做得都是像‘窃符救赵’、’博浪沙刺杀秦始皇‘那样简单直接的行为。军功集团的念头当然首先是守住江山，尤其不能像秦始皇那样对人民压榨太过，不然人们就是要造反的。那么‘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就是不二的选择。

但对游侠来说，大权在握，最难就是无为。所以汉初并不太平，有很多内乱，功臣、吕氏、七王都靠不住，都会造反。到底什么原因造反，搞不太清楚。韩信樊哙造反到底是不是逼反或诬陷的就很难说。吕后一开始是为了匡扶刘氏的，后来就变成了用姓吕的代替姓刘的。七王之乱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王爷，这里面可能有经济竞争的原因。因为刘濞的封地在山东有盐和铜，所以给老百姓免税、发福利（养老之类），造成了中央封地的人纷纷往山东移民。

总之，在这一团乱麻中，汉朝大致上还是尽量的实现了不扰民，所以充满动乱的六十年，居然也就成了‘文景之治’。到底怎么个盛世，那是史书上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吧。

汉武帝面对的情况

汉朝建立了经学博士制度，内容仅限《尚书》、《诗经》、《春秋》博士，汉武帝增加了《易经》、《礼仪》两项，称为‘五经博士’。看得出来，汉初的思想非常简单，一点历史，一点歌赋，一点制度就好，反正要无为么。

明面上要无为，就不能倡导什么经世之学，于是只好暗地里玩。汉朝初年，最时尚的文化是始于齐国邹衍的阴阳五行之术，在民间则是图谶也就是巫卜。‘大楚兴陈胜王’就属于这一类编造的政治预言。

刘邦带领的军功集团基本上是一帮游侠，粗人居多。他们战胜了项羽代表的贵族集团，得了天下。这些人谈不上什么高深的文化，但孔武有力，讲侠义，能抱团，是他们的传统。和经书相比，图谶巫卜可能是更合胃口的选择。

图谶巫卜，也称为谶纬之学，带有神学的意思，又有经学的形式。普遍的形式就是编造纬书（就是伪作），然后去解释各种特异的事件——当然不可能是科学解释，只能是穿凿附会。但人们往往深信不疑，最喜欢谈论怪力乱神，灾异、祥瑞，把这些现象附会人事的祸福。到东汉，这一套干脆完全合法化了。因此在汉朝，中华文明生产的最多的，是纬书和图谶，这些资料到现在还在被国学和风水大师广泛使用。诸如藏头诗什么的，都是这一类。在西方哲学，这些‘思想’被称为‘苏菲主义’，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也有相应的派别。

图谶盛行恐怕儒生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们才有能力编造纬书，并且用各种理论进行演绎解释，才能将各种自然事件与现实中的政治联系起来。编造纬书也有套路，比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这早就已经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了。荀子的天道观和后来的天人感应如出一辙。思将孔子的仁义礼智，增加了一条成为仁义礼智信（或圣），配成了五条，符合五行学说。

稷下学宫，可能就是儒家得到这些思想模型的具体地点。稷下学宫是管仲的一项超越时代的创举，类似‘中央研究院’的智囊机构，从事思想讨论和策略研究。在稷下学宫探讨学问是百无禁忌的，战国后期重要的学术人物几乎都曾在稷下学宫讲学。孟子、荀子以及他们的学生，在稷下学宫与各个学派的人都有接触交流，其中也包括阴阳家。几乎可以肯定，儒家在这里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启发。后来董仲舒把天人感应伴上阴阳五行，可谓‘小妙笔’。

但图谶很显然也可能就是制造混乱的原因。在功臣、外戚、封王作乱的背后，到处都是图谶的影子，这当另说。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图谶最不可取就在于谁都可以编、谁都可以解释，完全无法控制。再者，如果一切兴衰都是按照五行和图谶来决定的，那汉武帝就没什么可以表现的了。汉武帝需要另外有一套能控制的东西，能够表现他的作为，能够帮助他实现目标的东西——这是在当时最迫切的思想需求。

所以他建元元年（也是第一个皇帝年号）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问策：朕要办大事，你们有什么治国的方略，都拿出来让朕看看吧。

董仲舒为汉武帝献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没有之一。其后两千年，中国都运行在董仲舒划定的思想轨道上，从未改变，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这只是一台戏，一台将至今的文史专家们都框在里面的当真的戏。

戏本：董仲舒献策

在汉武帝最需要的时候，董仲舒来了。董仲舒是汉景帝期间的博士。博士是一条当官的路，只要研究的懂《书经》《礼经》《春秋》任何一部均可，不过名额非常有限。既然是博士当的官，那理应为皇帝献策。

这个人非常聪明，绝对是个大学问家。他开堂授课，只教最好的学生，其他一般的学生就交给学生去交，所以许多学生从未见过董仲舒本人——他大概是第一个在教育事业上导入分销制的人。

不过董仲舒已经不是纯粹的儒生了。喜欢苏菲主义的儒生，都可以说是孔子的叛徒，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有些后世的儒家很多是不想承认的。因为董仲舒的思想从哪个角度看也不够纯正，其中所蕴含法家思想、神秘主义思想都大于儒家——可以说是扭曲编造了儒家思想。如果有儒家思想裁判所，那董仲舒基本上是要被判为‘异端’，上火刑架的。

为什么说董仲舒可能不是纯正的儒生，看看他的献策就知道了——一个大拼盘，‘阴阳家’+‘儒家’+‘法家’。我研究了半天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发现跟策没什么关系，甚至跟三也没什么关系，就是讲了一大通云山雾罩的道理。原文一共约2000字，总结下来大致上有四个意思：1）天人感应，君权天授；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4）建立太学，选拔人才。

第一条是来自荀子，荀子来源于阴阳家，后世正统儒家是不认的，第二条尊可以，独却不必，诸子百家向来是儒家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罢黜更是法家的专用语，第三条，攘夷又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君王是靠德行感召而不是政治排挤来树立君王权威的。这三条都犯了正宗儒家思想的忌讳，不是异端是什么？不过，对董仲舒来说都不要紧，都不在考虑范围，要的就是汉武帝一见倾心。

上述这四条正是直到现在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统中华思想。儒家思想成为绝对的统治思想，正是从董仲舒献策这精确的一刻开始的。中华儒家大金字塔就此奠基成功。在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是奉天承运的皇帝，在塔底是概无遗漏的草民和所有的国家财富，中间则是三纲五常的君臣架构和严酷的法家治理。

董仲舒的进言通篇都是编织这四个意思是如何，但很长时间我却看不出其中的逻辑何在，或者说根本读不懂。我觉得这个人要么是绝顶聪明，故意把文章写得这么糊涂，用来蒙人，要么就是个迂腐的蠢蛋，糊里糊涂讲不清道理绕弯子，但刚好对了汉武帝的心思。在董仲舒的大拼盘里，1）3）明显是汉武帝要的，2）4）似乎是董仲舒要的，但也不全是。

汉武帝是个有为的皇帝，他既不可能选择继续无为的黄老之术，又不愿意接受无法控制的图谶阴阳五行，其实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选项（这一点稍后再说）。但汉武帝要的儒家不是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儒家，也不是荀子一味法家化的儒家。这个时候董仲舒将儒家的君臣论和主流的感应论、五行论揉合在一起，送上‘董氏大拼盘’，可谓‘正当时’，‘恰到好处’。

戏文大致如此。

汉武帝的帝王术

实际上所谓‘建元问策’，就是一台戏，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接手的治理班底高手如云，根本就不用问什么策。他有精通法家经济和算术的桑弘羊，有精通纵横术的主父偃，设立内朝、监察制、推恩令、察举制，内政已经完全摒弃了过去军功集团的把控。对外则有名将霍光等外戚执掌兵权，张骞苏武外交，可谓内政外交纪检一把抓。汉武帝这一套政治布局和手腕和完成度，我觉得绝对空前，后世大概也只有康熙皇帝可以凑上来比上一比。

更重要还要司马谈这位精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的大文史，董仲舒一个小小的破五经博士算是个什么鸟，用得着他来献策？

再看看董仲舒到底是个什么鸟。表面上看是儒家大宗师，官方学术权威之一。但实际上一无是处，在汉武帝的内朝他根本没有地位。但他偏偏能够让汉武帝来解决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统一问题。换句话说，汉武帝要焚书坑儒的效果，但不能用焚不能用坑，那要用董仲舒献策。

董仲舒学问虽好是不是真的看明白了这一点，我很怀疑。因为后来董仲舒又向汉武帝要了一个权力，成了他个人的私权，这就是‘公羊断狱’，意思是用《公羊传》来判定天下刑狱。《公羊传》是历史不是成文法，怎么用来断狱？那就要靠董仲舒的妙笔生花、穿凿附会了，说白了，拿到解释权，怎么解释还不是在我？所以普遍认为‘公羊断狱’是后世酷吏的起因，我没有考证罗织经是不是受到了其中的启发，想来很有可能吧。

要知道《公羊学》正是董仲舒本人年轻时下了大功夫钻研的进身之本。董仲舒年轻时候曾经为了学习研究《公羊学》‘三年不窥园’，连花园也不曾望过一眼。《公羊传》开篇讲的就是‘大一统’。后来‘公羊断狱’这一策实现了，天下刑狱的文案都要送到董仲舒这里来看看是不是符合《公羊传》的精神——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这是对谁的好处更大。

但董仲舒居然敢要这种‘可以随意解释的权力’，恐怕是真没想明白汉武帝是几只眼，揉不揉沙子。我看汉武帝的看法应该是，咬文嚼字断狱然后去弄权这种事情，除了平白得罪人，捞不到什么真好处，只有傻逼知识分子才会感兴趣。但总不至于让董仲舒白忙，与其另想一个封赏，不如给他想要的东西，让他去玩。于是汉武帝就让他去断全国的刑狱案卷，有不满意的可以直接去追问办事主官。这实在是让董仲舒心满意足，整天没事就在家里看判词，写批复，地方大员哪个都不敢得罪老董，老董却可以随便条理地方大员，真令老董得到极大愉悦。

后来汉武帝觉得他玩太投入，搞出事情了来，也并很没有品味地直接没收，而是给董仲舒玩了个‘还施彼身’，十分精彩。董仲舒经常在家写《灾异之记》，就是用他擅长玩弄的解释权来解释各种灾难和怪异的事情。有一年辽东某庙发了大火，有人就把董仲舒写的灾异之记给汉武帝看。汉武帝觉得有讥讽朝政的意思，却不说破，让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来评价一下。吕同学不知道是老师的评论，更不知是计，直说此文“大愚！”于是汉武帝就反手判了董仲舒杀头的罪名，后来改成死缓，废为‘中大夫’。此后董仲舒就乖乖在家养老，再也不敢写这种穿凿附会的文章了。

’天大的权力玩成了笑话‘、’绞尽脑汁玩人，却被轻松玩死‘，而且汉武帝还完全按照姑苏慕容的招牌’就用他本人成名绝学里面最绝的那一招‘，这么绝大的幽默，绝大的讽刺，汉武帝真是有了不起的肚量和才华。更搞笑的是这件事，明明在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 ‘公羊学’居然被后世儒生当作一门真学问，一直到晚清还有人在搞，还成了一派，真不知道这些儒生有没有智力可言。

到这里，我想终于能够看明白，儒家并不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理念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的，而是汉武帝所定制的意识形态工具。

与汉武帝同时期的罗马相比，古罗马共和国的万神教和共和政治，两样都是古罗马内生的，再向古希腊城邦考察学习以后加以完善提高，目标是要去兼收并蓄地统治整个地中海各色各样的国家和臣民。再过百年，君士坦丁治下的罗马帝国已经将地中海变成了内海，需要一套更完整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基督教也已经发育成熟，成为了拥有广大的信众基础的古代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宗教，而且具有完整的组织结构。于是，君士坦丁组织了当时所有的大主教编定修补了《圣经》，讨论了所有可能发生分歧的重要问题，最终立为国教。

如果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是水到渠成，汉武帝就是先挖渠后找水。挖渠和找水，也不是必须分先后。没有渠就挖渠，没有水就找水，两样都要做。但后果可能很不同。先有水可以因势利导，这样水就近乎自然地流动；先挖渠则就要筑坝，以确保水流到渠里去，而且还要经常砌筑以免崩堤。如果前者是儒家，那后者就是法家。

中华两千年外儒内法，到底是儒多还是法多呢？在汉朝还没有完全固定。在汉武帝去世以后，留下的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汉朝。在汉武帝期间，无尽的税收、徭役与秦朝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唯独没有人造反。这说明不管有没有水，这条渠是成了。

汉武帝后来搞砸了，对外战争打不下去求和了，对内经济崩溃，然而却轻轻检讨了一下就过关了，可见他的布局是多么的强大。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也达成了相同的成就。

汉朝的三次实事求是的古怪会议，儒家都是受益者

在这里提一下《盐铁论》，这是汉昭帝于公元前79年，组织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内容是检讨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败，也就是汉武帝的失败。参与者一方是主持汉武帝财政的桑弘羊（已经七十多岁，另一方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会议的成果是《盐铁论》有10卷60篇，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记录了双方辩论意见的历史文书。《盐铁论》内容并非仅仅是盐铁专卖，而是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这是一次在鸡国历史上极为怪异的会议，没有其他任何会议可以相比，也没有任何相似的会议可以用作比较。但看完上面我的观察，就能看清楚这个古怪的原因：汉武帝定下来的政策绝不是‘前任皇帝的旨意‘那么简单，想要推翻是千难万难。汉昭帝除了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与桑弘羊这样的大经济学家和资深官僚匹敌。

如秦晖老师的介绍，那不是一次严肃的辩论，贤良文学们或许是在辩论，而桑弘羊一方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压迫。不用奇怪，桑弘羊是汉武帝的一部分，他们一起整顿天下打败匈奴所收集 的财富和处理过的问题，甚至不是当时’贤良文学‘所能够想象的。无论是比资历比能力比经验比认知，不要说‘60多个’，一千个贤良文学加起来也不如桑弘羊一根手指头。桑弘羊能耐着性子跟你们开会说话就已经是自降身份了，还要跟你们去讲你们一个个说自己吃了多少亏？还要听你们说什么才是好政策？滑稽透顶。所以，会议纪要写好往那里一扔就行了，没有必要形成任何决议。

汉昭帝是个短命的皇帝，一年就死了。其后的汉宣帝在公元前51年（也就是盐铁会议后28年）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这个名字很好，把水渠砌成石渠，代表着稳定坚固。石渠阁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23位经学博士参加（都是儒家了），这次这种务虚会也是极为少见的。皇帝主持哲学思想研讨会，双方对重大儒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形式是辩论，确定了儒家思想的方向和纲领。可惜会议内容已经失传，后人只能神往。

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朝又开了一次会，对统治思想做了一次全面性的总结，史称‘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是官方主办的思想研讨会，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思想从汉武帝元年成为统治思想已经220年了，为帝国的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儒家思想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派别，和许许多多的分歧观念。有必要进行梳理，建立统一的系统。

两次思想会议与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工会（第一次是公元325年）的初衷完全一致，时间上还要早了400年，我觉得这是中华文明拿得出手的成就之一。不过，白虎观会议的成果格调要逊色的多，居然把图谶和儒家思想并列，认为‘都有效’。这些汉武帝的不肖子孙啊，他们完全不明白汉武帝。

经过这次确认，儒家思想在政治格局中终于占有了足够的分量，基本上完成对法家思想的制约和降服。’为什么是孔子‘这个伪问题似乎也有初步的答案：在经历了汉初的动乱后，儒家思想已经变身为儒家建制。虽然汉朝并没有完成所有的工作，但已经划定了儒家思想纲领和方向也确定，其他只待后世去实现而已。

而所有后世儒家的信徒们都必须顺着这条路径，一直向上追溯到共同的老师：孔子——所以，就应该是孔子。

但是，这些全都是‘伪问题的伪答案’，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最终战胜诸子百家，成为正统思想——这样的叙事是我们从书上能找得到的‘现成答案’，古人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写在书里让我们这样了解的。实际上，一切都是造出来的，儒家思想的优越性是编出来的。在构建时代的汉武帝那里除了拿出来糊弄表面，没有任何价值。

儒家思想到此还远未成熟，虽然五经已经是正统，儒家博士是唯一的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但最核心的‘天下观’也还牢牢地被置于阴阳家的五行始终理念之下，儒家的家庭和社会道德观念还是法家的‘三纲五常’，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君子观还被图谶纬书这一类的神秘主义和迷信时尚全面压制着。

儒家建制也远远没有成型，连框架都是杂乱的，更谈不上完善。除了很少部分官职是参考周礼以外，天下钱粮、官制考评，还牢牢地控制在绝对管仲式法家的官办经济之下，其他儒家的关键建制如均田、科举、制式文章远在千百年以后。

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很快就为自己的狂妄误国而下‘罪己诏’，这本应连带着他办的第一件大事而且一件更能要了儒家老命的事件即将爆发，这件事完全可能为儒家思想和儒家建制判死刑——这就是王莽篡汉。

如果换一个平行时空，王莽篡汉完全可能为儒家画上一句完美的句号，因为这件事可以完美地证明儒家是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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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为什么是孔子’这个伪问题，也得到了一部分‘伪答案’。可以看出，没有孔子的阐发，孟子就无从接力阐述性善，荀子也就难以又将天道又讲性恶又讲公羊，到董仲舒那里恐怕就端不出像样拼盘给汉武帝，那么大汉朝要搞中央集权又不想走秦始皇的老路，就得另外想办法。

先说王莽

我觉得，王莽的一生本应证明儒家确实行不通。

从儒家的一切标准来看，王莽都是个完人——至少我们今天很容易有这个印象。王莽的家族是根深势大的王家，他的祖父、伯父、叔父都是手握实权的侯爷。有一件事可能说明王家有着深远的布局。

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是有史以来在位最久的皇后（包括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61年，和康熙当皇帝的时间一样长。据说王政君样貌极美，曾许过两任未婚夫，都莫名其妙死了。于是父亲王禁就将其送进宫中当‘家人子’，就是宫女。然后‘刚好’遇到太子丧妻，汉宣帝就把王政君送给太子做妾。太子一直无嗣，‘刚好’王政君就给他生了个儿子刘骜。刘骜即位汉元帝，王莽的伯父叔父七兄弟就都被封侯，王莽的父亲已经早逝，后来也给予了追封——这一切都透着阴谋的味道。在当时，包办皇室的女人就是典型的政治套路。后来王莽的另外一个叔叔镖骑大将军王根也玩过这个套路，给刘骜的儿子汉成帝送去了赵飞燕赵合德，从而实现了刘欣被立为太子的计划。

这么强大的家族，王莽的完人形象可能是营造出来的，但这一场营造可能过于真实，以至于很难说王莽是虚伪的。因为王莽的真诚‘骗’过了所有人，王莽与所有的掌权亲戚们都不一样，王莽的德行是无可挑剔的，人们最多只能说他虚伪。如果他不篡位，那么虚伪也是说他不着。简而言之，人们不能找到他做事和做人的半点错处——我觉得做到这个程度，作假还不如做真容易。

王莽是个绝对的儒家信徒，他篡位以后所做的一切目标都是恢复周礼，他的新政包括：

• 效法周礼改变币制，恢复了‘贝币’；

• 效法周礼更改官制与官名；

• 效法周礼恢复井田制，超出规格的土地一律没收重新分配；

• 把盐、铁、酒、币制、五均赊贷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实现率土之滨；

• 奴婢私属，不得买卖。

• 外交上，也按周礼，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

• 其他措施包括广泛地更改地名，恢复周代的称呼。

王莽数学可能很差，他制定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不是十进制或十二进制，而是奇怪的任意进制，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计算。很多地名的更改找不到周朝对应的名称，于是就乱改，比如将无锡，改为‘有锡’（确实有锡矿）。

后人众口一词地坚持说王莽是虚伪的，但我不能从这些‘新政’中看到一丝一毫的私利的企图，王家的权势利益早已实现，不在需要他再去多做封赏。王莽的新政是完全的理想主义的，也并没有讲王家人排除在外。

王莽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切实际。但是所有的人，当时的人，后世的人，不说他不切实际，而是说他虚伪。

我认为王莽是真诚的。尽管他显得固执而愚蠢，但他说的和做的，是他自己所相信的，并且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篡位前和篡位后都是。

这个判断很关键性的暗示：因为如果他是虚伪的，那儒家思想就是没错的。而我说王莽是真诚的，那就是在说儒家思想有问题。

王莽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完完全全按照孔子的期望来‘恢复周礼’，实际上恢复了怎么样呢？只能是全面的失败，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不要说什么王莽做的不标准，什么是标准，从来就没人知道。没人知道的事情一个人去做怎么做都是对的，一堆人一起去做怎么做都是错的。

没人知道周礼的理想是怎么回事，这只是问题的一半。

问题的另一半发端在孟子的’浩然之气‘。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孟子说：“我最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获取的。”

到底是什么，孟子没说，但后人都深以为然。风萧萧兮易水寒，虽千万人吾往矣……人格的感召魅力，大多如此吧。浩然之气可以说是一种勇气、一种意志、一种气概，或者一种决心……但是绝不能是一种思想，绝不是一种哲学。

在我看来简单说浩然之气就是自信。儒家的无根据无底线的自信是致命的缺陷之一（还有其他缺陷，我稍后再谈。）后世的儒生们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这种弱点而不自知：

•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

•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 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这种无限无根据的自信的危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才会全面反思总结，但仍然是远未彻底反省。

做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在汉朝成为正统，但作为个人哲学的儒家还远远没有成熟。

稍后在观察儒家思想缺陷的时候再做深入发掘吧。

（待续）

TUBM

2022年8月24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