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的个人观察（5/10）——为什么是孔子3/4（未完成）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看到明清

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口味选择

现在看来，汉朝虽然有400年，是仅次于周朝的长命王朝，但实际上除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是乏善可陈的。什么文景之治、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上只有人口明显滋生，政府征收到的钱粮在仓库里堆不下，以至于烂掉了——照今天来看，这是管理不善。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大汉朝，那就是‘豪强’。皇帝和皇族、外戚、宦官，统统都是豪强。史书不断地记录，豪强作乱、豪强兼并土地，豪强如何如何。

刘家本身就是豪强首领。刘邦是游侠共同拥戴的首领。刘秀几乎就是刘邦的复刻版，以一介平民在绿林的拥戴下做皇帝，刘姓家族和其他豪强的区别只是不用争夺名份，可以名正言顺地封王。非刘姓大臣依靠拥戴的军功，可以封诸侯。

外戚一直是我所不太能理解的一种存在。皇后或妃子的所有男性亲属都有机会获得一份权力而不仅仅是封赏财富。汉朝的外戚可以随时担当任何官职，大司马这样的首席官僚，只要皇后一句话就可以了。王莽还算是自己积累了很好的声誉，但若不是姑姑王政君皇后的倾向性意见，恐怕也是没有机会的。

宦官干政也是从汉朝开始的，在三国前达到最高潮，居然有‘十常侍’之多。这也是我难以理解的，难道汉朝的宦官都是那么优秀的官僚？不像啊。我觉得皇帝任用官员完全不是看本事的，而是谁在身边就用谁，用谁方便就用谁，一旦用了谁，谁就有权干预任何事，一切自有皇帝撑腰。

权臣还要更晚，在魏晋时期才该他们真正登台表演。在汉朝，权臣的实力一直是难以与外戚抗衡的，也远远不如宦官。

这些豪强在汉朝四百年中，似乎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抢抢抢——这是豪强喜欢干，又干得好的事情。不能明抢就暗夺，方法也简单粗暴。给皇帝送个女人，立为皇后，然后就能把持朝政了——大汉朝的政治游戏大致上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豪强们几乎肯定是陷入了‘囚徒困境’，一旦有人开始抢抢抢，那么其他人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参与斗争。如果要我去穿越，我是不愿意回到汉朝的。因为首先必须要投胎的豪强家族，才有可能有得玩。其次还要投入‘正确’的豪强那一方，否则可能还没长大就被灭族了。但其实长大了就要加入无穷无尽的权力和财富争夺中，除非像老毛那样‘其乐无穷’，生活是没有什么乐趣的。

儒家在干什么呢？

• 儒家怎么解释外戚的远近亲疏呢？

• 何以刘姓的王爷侯爷不能像外戚那样理所当然地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

• 儒家对豪强结党营私怎么看？做了些什么？

• 儒家是不是反对任用宦官？

• 对于土地兼并，儒家有什么解决方案？

• 东汉后期的小皇帝们身边怎么似乎很少尽忠尽孝的儒家大臣？

• 何以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整个汉朝对豪强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儒家在干什么。在我看来，汉朝的历史相当混乱，汉武帝刘彻和新朝的王莽，是仅有的两个尝试做系统性改革的人，两个人都是有‘远大目标’的皇帝，远远比那些豪强们想得要深远得多。

白虎观会议是后世儒家给予高度评价的历史事件。但从历史记录来看，这完全是一次儒家内部的学术研讨会，只有儒生官僚参加。从学术成果来看，或许还不如石渠阁会议来得重要。因为通过这次会议，图谶被认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形式‘（那时候没有什么依法治国）——这在今天看来，明显是一次学术倒退。指定的撰稿人、大名鼎鼎的班固，本来是对图谶持反对意见的，但后来迫于压力，不得不按照’会议精神‘来写。

我看儒家的两次务虚会被后世夸大的太多。石渠阁会议参加的人少，主持的皇帝还不到一年就死了，会议纪要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可见是全无重要性可言。白虎观会议将儒家思想与图谶巫卜视为‘同等有效’，怎么说也不是学术进步。并且会议纪要没有对现实形成任何有效的约束。东汉一步一步地腐烂，谁也没能挽回局面。

儒家在东汉腐烂的过程中，虽然名义上被一次又一次抬高，但实际上又被打回原型。儒生们在乱世中，仅仅能发出几声微弱的哀嚎。唯一的高潮就是王莽，却是一次丧心病狂的乌托邦实验。儒家只好含含糊糊地以‘王莽虚伪’掩盖了过去，居然也就过了关。这么多史书名家，有谁看到王莽可能是发自‘儒家的真诚’呢？

东汉的瓦解是由内而外的瓦解，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建制都失去了作用。汉朝的瓦解本应连带着汉朝的制度以前，但是并没有。正像秦朝崩溃而秦制度留下来了。汉朝崩溃了，但儒家思想的地位保留了下来。

魏晋的小风流对儒家没有意义

汉朝的体系完全崩溃了，接下来的历史是关于怎么办，新的玩家，新的秩序，或者是原样重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接下来370年的历史，那会简单得多。

《三国演义》把司马篡曹魏当作大结局，但西晋仅仅维持了六十年，被普遍认为是最弱、最乱的王朝。然后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是200年没人想要了解的历史，太过混乱。

三国是六十年的混乱，新的豪强登场了，但没有人知道方向。他们是士族和权臣，代表人物是袁绍和曹操。二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儒家思想又找到了新的营养来源。

士族和权臣的上位，可以解释成为一种‘进步’——起码是看能力、看资历，而不是看关系了。外戚和宦官与皇帝的纽带是远近亲疏，从家族或者身边找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就是皇帝最好的选择。到了魏晋，这种机会就少得多了。要想把持权力，非要有真本事有真实力才行。

整个三国其实说的是优胜劣汰的故事。曹操、孙权、刘备、三个人代表着权臣、士族、皇族三种势力，宦官和外戚董卓何进之流，根本就没有能力与他们竞争——在这里‘能力’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以前凭借直接获得地位就能获得的能力，让位于其他更强大的力量：1）多年经营的家族和门人垄断了官僚体系，如袁绍四世三公；2）个人政治才华和感召力，如曹操和孙权；3）名义上的正统加个人品德加实力，如刘备。——这些能力是无法通过‘皇后姑姑’的扶持获得的，也不是通过个人积累就能完成的。

魏晋时期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外戚、宦官，也不是士族门阀、皇族遗脉，而是五胡（匈奴、羯、鲜卑、羌及氐，其中最成功的是鲜卑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开始了入住中原的进程，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再到隋唐，最终取得了完全彻底的成功。期间出现了‘数不清’的国家和朝代，十六只是其中较大，维持时间较长的国家数字。

在所有这些强大的新玩家眼中，一切都要靠能力和实力，儒家思想最多只是一个点缀物。不过，儒家仍然牢牢地坚守着传统的阵地：礼仪和制度。没有人可以不要这些东西，也没有人能够重新创造另外一套。

从这里，我又看到孔子的伟大——思想必须建立在不变的事物基础上。汉朝上下对图谶纬书的痴迷，恰恰是将未来托付给了可以任意编造的理论，这或许就是整个汉朝充满了混乱的最大原因。

现代人对魏晋时期的风流人物颇有好感，竹林七贤，个个都是又有本事，又不拘一格充满魅力的人物。魏晋人物活跃的人生，他们演绎的故事，让人看到了某些现代人才有的特质：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追求个人的价值，而不是谋求权力和财富。

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发生了不起的进步，汉朝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魏晋时期的思想是活跃的，佛教、道教都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不再是只有老庄和儒家，就连图谶纬书也上升到了‘玄学’的高度，不再是只有巫术和卜卦。

但是所有魏晋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暂时不打算在这里罗列更多材料。我只想说，魏晋风流的微不足道体现在两个方面：

• 没有轴心时代那样的成名成家、开宗立派；

• 对统治思想和官僚体制没有任何改变。

儒家固然有儒家的问题，不过魏晋期间的人物和思想也解决不了问题。魏晋时期的个性解放，最多只是昙花一现，

魏晋在中华思想史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也没有对儒家思想造成重要的影响——这对于我的个人观察来说就已经够了。

异族入主中原，在我看来是对儒家思想秩序的颠覆。理由很简单：既然你们是靠抢的，那我比你们都强——这实际上完全彻底地推翻了儒家的底层概念。儒家要回到周朝的秩序，有一个奉天承运的天子，然后其他人以序排列，人人谨守自己的本分。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理解，魏晋以前的儒家是儒家和法家融合的结果，魏晋以后的儒家则是儒家、法家再加上暴力统治——儒家底层的奉天承运实际上被暴力更迭代替了，这可能是对统治思想层面的儒家比较好的概括。

尽管汉朝也是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却是刘邦的游侠集团推翻秦朝暴虐统治，重新建立秩序的事件。总要有个人当皇帝，所以刘邦当了皇帝。推翻秦朝的合理性是秦朝的暴虐创造的合理性，但后来王朝的更迭往往不是同样的原因。禅让制这出戏码在历史上被演绎了很多次，可谓臭名昭著，每一次都是权力的更迭，而不是像儒家所说的那样‘奉天承运’。

再往下联想，就是何以刘邦的游侠集团没有建立稳定的共和政治体系，那就的怪地理隔阂了。东方文化在古代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文化地理论的主张就是地理限制，中西没有办法发生更密切的往来。

我还有看过有人假设亚历山大大帝一直从印度打通到中国的道路，那么中西就可能实现早期融合了。当然这种假设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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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入主中原，儒家获得重建和新生

在从东汉末年，到隋唐前的400多中，孔子君臣父子的理想秩序，完全是架空的；孟子的仁政观不仅是空谈，更像是个笑话；荀子的天道观也站不住脚了，天道乱成一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也完全破产了，没有足够的异相来解释现实……儒家的秩序、道德理念、和思想，在现实中面临瓦解……

但并非彻底崩溃。儒家的礼仪制度还在，儒家和法家的官僚制度还在，由上而下的统治除了靠武力，还是可以依靠儒家的这些建制，并且为了恢复破坏了的儒家建制，在这段时期有诸多的努力。除了魏晋60年的大一统仍然保留了汉朝以来的建制，十六国也有过诸多实例证明儒家思想仍然是最重要的统治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儒家实际上已经度过了最低潮，开始慢慢恢复了。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完全将鲜卑族儒家化。

这一段的民族融合是双向的。鲜卑人为了在中原稳定下来在逐步汉化，而汉人则为了生存也大量的鲜卑化。隋朝的杨氏和唐朝的李氏都经过了双向民族变动。杨氏曾经更改鲜卑姓氏‘普六茹’，李氏则更改姓氏为‘大野’，后来他们入主中原以后又改回了汉姓。这些都是经过陈寅恪、钱穆乃至诸多史书确认过的史实。杨氏和李氏生活在鲜卑族的环境中，长期与鲜卑通婚。到底是什么族，他们自己可以说了算。

鲜卑人就是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渐南迁进入汉族的传统领地，原因也很简单，人口增殖，草原上容纳不了了。还有很多南迁的民族比如，党项，羯，羌，契丹、女真，蒙古等等。

鲜卑可以说是民族名称，而‘汉人’不是指民族而是国别，任何人都可以做‘汉人’，但并不是任何都可以做先辈。‘汉‘变成民族称呼是民国期间发生的事情。因此，在那个时候汉化对鲜卑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歧视的含义，甚至有一种成功的意味，有点像世界各国人移民到了美国，就宣称自己是美国人。因此，隋唐入主中原以后，从’普六茹‘和’大野氏‘恢复成姓杨和姓李，并不没有大逆不道的意思。毕竟鲜卑人得到了了整个大中国，用什么姓还是要看怎样对统治有利。

隋唐时代于儒家而言是重获新生。隋文帝杨坚和鲜卑人集团统一了中国，全面恢复了汉朝以来儒家和法家的建制，再次实现了大一统。然后就实施了均田制，将长期动乱荒废的土地平均分给失地的农民，实现了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第一步，王莽的架空改革措施到这里才算终于落了地。此外，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在募兵制度、官吏制度、土地制度、和科举制度上有重大的贡献。

• 三省六部制，尚书、中书、门下是为三省，吏、户、礼、兵、刑、工，是为六部。结束了汉朝官僚体系中分工不明确的重大弊病。

• 府兵制，府兵平时为民，免税收，战时为兵，服从征调。与罗马的公民军团颇为相似，基本上解决了士兵来源问题，也部分解决了战争费用。

• 科举制，三年一次考试，合格者为秀才。通过府试、州试成为举人，再到尚书省考中即为进士，头名成为状元。

• 租庸调制，相当于税制改革，比汉朝的‘算赋加口赋’前进了一大步。（注：汉朝的名义税率极低十五到三十分之一，但实际极高，再加上盐铁论和均输法，从汉武帝开始朝廷就有能力无限征税。）

这些政治改革举措似乎并不是儒家思想，却是儒家思想落地的具体措施。与法家治理相比，这些政治改革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制度，一定程度上从人治走向了法制。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到隋唐时期，终于有了一套相对合理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制度。

我在想，用今天的话说，思想家需要政治家来实现理想。若是当年孔子孟子或者荀子，或者他们有精通政治的天才学生，能够把儒家思想‘一以贯之’到这种实操的深度，再加上管仲的经营思想和开明的学术思想，那齐国就不会出现霸主一死就陷入混乱和衰败的境地，商鞅的秦国未必就会天下无敌。

儒家的统治思想部分在隋唐时期得以进一步完善提高，所有这些，都不是那些儒家学者的贡献，而是外族统治者的选择——这是事实。

杨坚杨广父子都是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们的部族鲜卑人是目光深远的民族。中华文化的优势被他们完全吸收，在关键的薄弱环节，用高明的政策加以补足。使之成为可以流传千年的国家制度，使儒家思想一直稳稳地占据核心地位，历史应该承认他们的贡献。

我无意把隋唐的成就抬得很高，毕竟，隋唐的成就是通过重建和完善国家建制，来巩固了儒家思想的地位。最终所有的一切都是统治系统，这一套统治系统有效地完成了接下来一千五百年的王朝统治，却也使得本来就已经封闭和复古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变成了禁锢的铁桶，其‘伟大的意义’也不过仅此而已。

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杨广犯了致命的错误，三次远征高丽失败，自己失去了信心，全面崩溃了。接下来就是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弑兄篡位，这在鲜卑文化中并不算是特例。到武则天这位唯一的女皇帝（在儒家是问题在鲜卑不是问题），任用了大量的武姓成员，要不是死前决定还政于李，说不定又回到外戚篡政的局面。后来唐玄宗则沉溺于杨玉环，随意处置政事，酿成了安史之乱。

这些来自顶层的不确定因素，是隋唐所有动乱和走向崩溃、衰落的直接原因。这本身就说明隋唐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系统也远远未完善，其中仍然有重大缺陷。一是强大的武力仍然不受制约，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只要动武成功，就可以把整个王朝连锅端。二是仍然无法摆脱任用亲族，官僚系统对皇帝的制约要到宋朝和明朝才会出现。

此外，唐太宗是大规模动用权力修改历史塑造个人形象的第一人。今人考证发现，历史上关于隋炀帝杨广和李渊指定的太子李建成的记载，有大量的删改，都是为了编造李世民登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李世民善于纳谏多半也不是事实，魏征的诸多故事都有编造改动的嫌疑。

实际上，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成就相当有限，他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杨坚杨广父子已经确定好的。李渊统一中国的大部分关键战争都是由太子李建成负责完成的。但李世民的造神运动十分成功，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李世民是可以与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的伟大皇帝。

到了明清，这种大规模删改历史的行为加剧成为书籍审查和文字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格的思想控制系统。现今的中国仍然存在这样一套管控系统，并且已经完全实现了现代化。新中国彻底修改了历史书，使得其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叙事，很多历史事实和解释都被篡改。

这种只论立场和利益的修改，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是孔夫子那个时代开启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推广应用是一次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这一套修改历史和审查文字的做法，经过明清强化以后，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发挥到了极致。

在现代网络科技条件下，任何有可能对共产党造成不利影响的文字，只要影响达到某个阈值，立刻就会触发网络警察的行动。无需经过法院和检察院，网络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以及习近平任上建立的监察委系统，就可以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直接采取威胁、拘押，乃至刑罚，并且会牵连亲属朋友。这个对思想来说最严重的问题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观察。

略显开明的赵宋皇帝和心比天高的儒家知识分子

宋朝的经济和文化的成就之高，是有普遍公认的。尤其是儒家作为个人的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统治哲学。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还有大名鼎鼎的朱熹、陆九渊，是他们把儒家最终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从他们开始儒家思想才具备成为中国人思想归宿的资格。

与经济文化的发展相比，宋朝的统治思想和政治体制基本上是继承了隋唐，没有大的变化。正如我前面所言的‘一锅端’，宋朝对隋唐的继承就是一锅端——赵匡胤黄袍加身，然后结束混乱，一统天下——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一切回归正常即可。

略有不同的是赵宋的皇帝显得比较开明，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和文化活动，持一种相对开明的态度，对官员也不采用十分严苛的控制手段，‘不诛大臣言官’，是赵家历代皇帝的潜规则，据说来自宋太祖的发誓。南宋还是唯一一个没有大建皇宫花园的王朝，这显得十分的节制。不过，这只是比前朝进步的那部分。

和宋朝的经济文化成就最相关的，也是最容易令人着迷的问题之一，就是：‘假如没有蒙元的征服，宋朝会不会在儒家文化中孕育出资本主义’。

我想说，即便探讨假设问题，那也应该从更早的靖康之变和开禧北伐说起，没有这两件事，宋朝才有可能存活下去，至少能存活得更久一些。而这两件事都是相对‘开明、节制’的赵宋皇帝突发奇想所导致的。

与西夏的长期战争失败却长期坚持战争，无法取得和平则是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宋夏战争自西夏李元昊宣布独立即开始，一直打到北宋灭亡不再与西夏接壤才‘自动结束’。在辽金问题上，皇帝和官员都有主战和主和两种态度，而对西夏则完全一致地主战。宋夏战争消耗之大是对那些夸赞宋朝‘明智外交’、‘礼金换和平’的一种完全否定——如果赎买和平是一种外交策略，那么最弱小的西夏将是最便宜的，甚至还能收些银子回来。因为西夏是‘北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存在、也最需要肯定的存在。但凡宋朝懂得计算盈亏，那就一定能算出来，与其打仗，不如收加盟管理费来得更划算。

不过，大宋朝野对西夏从无此等议论，因此，我认为，更可能是出于某种偶然。那段寇准、曹利用、宋真宗就到底与萧太后30万、100万还是300万岁币成交的戏剧性故事，不见于正史，却被反复提起，演绎得栩栩如生。

通常这种类似的事情是无稽之谈，这一次到颇有写实的味道——起码符合这样一个事实：北宋朝野对战和赎买这些策略完全没有系统性的布局，而是颇为随机。因为若是早有策略准备

因此，所谓和平发展的机遇实际上并不是把握在自己手上的主动权。

儒家体制远未得到解决的弊端所致——来自顶层的不确定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控制。宋朝的败亡，虽然不能说完全是靖康之变和开禧北伐的后果，却明显是转折点。按照现在的观点，顶层决策就算不很精确，也不能有原则性的错误。宋朝两次决定与保持和平多年并且文化政治同源的金、辽开战，并且一直，虽然并非完全，无疑是灾难性的原则错误。

看上去这种错误是完全不了解在北方崛起的是什么样一个可怕的敌人。从时间上看，靖康之变时，蒙古还远未崛起，北方同时存在金、辽、西夏三个北方政权。这三个政权分别属于女真、契丹、党项，三个北方民族，但三个政权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思想都是参照模仿宋朝。各方的共同语言本应相当多。

但宋朝始终将辽朝视为威胁而不是靠得住的‘兄弟之邦’，很可能就有政治文化同源的原因。辽朝人确实自居是继承了后晋的正统，耶律阿保机的谥号是‘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可谓当仁不让。对于宋朝来说，赵匡胤的谥号只是‘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似乎矮了一点。赵匡胤生前就发起了征辽战争，以失利和澶渊之盟告终。宋辽结为兄弟之邦，宋真宗以岁币换和平的故事广为人知。在澶渊之盟以后和平的120年中，宋辽关系实际上是表面上和平，实际上充满了竞争。

适度竞争也不完全是坏事，但到了宋徽宗忽然又提起‘祖上的燕云十六州’就完全过了头。为了实现花鸟皇帝这个念头，宋朝不惜联络高丽、西夏乃至后来兴起的大金，就是为了干掉大辽。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大辽也从没打算与宋朝平起平坐，前期萧太后主持的辽朝还算治理得不错，后期的辽朝皇帝就不怎样了。

我看儒家的天下观与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关系是不兼容的。受命于天，必要分出次序，主次，先后。强大的辽朝，有能力挑战宋朝的‘嫡传’地位，这样的‘正朔’挑战甚至比军事威胁来得更严重。

从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也可以看得出‘道德挑战高于现实利益‘的特殊衡量方式。西夏李元昊宇1038年宣布脱离宋朝称帝，宋朝朝野上下一致的意见是必须征讨。于是就发动了讨夏战争，但三年之中连续三战遭受三次打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3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史称“镇戎三败”。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在北宋灭亡双方不再接壤以前，双方各自又发动了两次，一共四次战争，宋朝基本上没有获得过胜利，但西夏也没有能力深入占领。这样没有结果的战争对北宋的消耗极大，可以说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与大金的关系也大致与西夏一样。联金灭辽的结果是暴露了大宋朝的虚胖，二十万主力宋军居然打不过灭亡前的辽军残部。再加上宋徽宗拙劣的策反大金将军计谋败露，使得金朝得到了灭宋的信心和借口。大金的实力远在西夏之上，只用了两年多时间1125～1127，就占领了开封，北宋灭亡。随后的100多年里，金宋两朝虽然互相仍有征伐，大致上还算用一系列的和约（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保持了边界和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开禧北伐，宋宁宗命令韩侂胄进行收复北宋失地的尝试。这恰巧是1206年，这一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成为成吉思汗。这在大金来看是多了一个不得了的敌人，但在南宋来看，却是灭金的机会来了。韩侂胄的北伐当然是失败了，一如当年辽军残部也打得过宋军主力。金军两线作战并没有费太大的功夫就击败了南宋的部队。但直到大金被蒙古灭亡，宋朝始终都持有联蒙灭金的策略。等到所有北方的邻国都灭亡了，直接面对蒙古军队的南宋，持有什么策略都不重要了。蒙古是人类历史上的超级战争机器，基本上相当于当今的美军的战斗力。回望历史，唯一能够有帮助的，是尽早开始联金抗蒙。

宋宁宗展现了宋徽宗同样的错误，这真的令人很惊讶。难道宋朝没人了吗？不，宋朝有的是人才。这个时期正是儒家思想的又一次大提升。范仲淹、欧阳修、韩愈、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朱熹……无数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充满了迷之自信，尤其是范仲淹、王安石这一类高调倡导中央经济集权的改革派，他们在政治上的所有决策可以说都是非常激进。宋宁宗是朱熹的学生，深受理学思想影响。朱熹的理学思想和对孔孟思想的阐释，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

我在前面啰啰嗦嗦地叙述宋辽金西夏蒙古的关系，正是为了借对外决策，引到对思想倾向的观察。对这些有着‘迷之自信的儒家知识分子’到底如何理解，我打算在后面再做更详细的探究。

总而言之，整个宋朝虽然有略显开明的皇帝，有大批有才有德的能臣，但是面对的是强大外族的不断侵扰。儒家思想虽然在宋朝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却没有足够的时间酝酿更深刻的转变。在持续的压力、旺盛的经济、以及盲目自信之下，宋朝没有能够做出明智的政治、外交、军事判断，几次重大的顶层决策错误，将潜力尚未充分展开的王朝轻松葬送掉了。

这又一次提醒我：儒家思想可能确实存在某种先天的缺陷。辽、金、西夏、以及宋朝本身，这些采取了儒家体制的王朝，纷纷灭亡于更强大的武力。错过了宋朝这段时间，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就会被更强大更野蛮的政权完全禁锢，不再有机会提升了。

大蒙元超级外儒内兀鲁斯

蒙元当然要比鲜卑人的成就高得多，他们不仅得到了整个中国，几乎得到了整个亚洲大陆和很大一块欧洲。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原来不够团结，一旦又了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把蒙古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就是无敌的。

人们对蒙古通畅有个误解，就是他们擅长打仗而没有什么文化。但实际上，征服和治理对他们来说是同样自然就会的本能。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两个大陆，时间长达429年，实在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欧亚帝国。

中国人通常了解的是元朝是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的王朝，与隋唐和满清一样。但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四分之一。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子孙征服了亚洲的大部分和很大一部分欧洲，除了原来蒙古草原和中国的版图是一个巨大的乌鲁斯以外，还建立了四个超级兀鲁斯，我们通常称为钦察汗国（今俄罗斯）、察合台汗国（今中亚地区）、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在每一个汗国，蒙古人都有一套内外有别的治理方法。

我们不能用通常国的概念来理解兀鲁斯。兀鲁斯是集合的意思，对蒙古人来说，许多人聚在一起，就是兀鲁斯。部落是兀鲁斯，国家就是大兀鲁斯。蒙古人按照他们认可的规则，随时调整这些兀鲁斯的范围，但无论怎么改，都还是蒙古人的兀鲁斯。兀鲁斯很像’共和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公民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包括奴隶，不包括外国人。

很少有人了解成吉思汗法典，这是一部详细程度远远超过古代成文法典，时间远远早于近代成文法典的法典，并且明显具有宪法性质。成吉思汗据信是向所有蒙古人颁布的，非蒙古人很难有机会看到。因为版本稀少，且各种语言有所不同，西方历史学者对这部法典是不是成文法是有所保留的。但只要看一看整理出来的内容，保证会令人惊叹：

比如：只有一个唯一的神，人们可以用任何自由的方式去崇拜，所有的宗教一律平等，祭祀僧侣律师工匠学者不必承担公共服务，未经选举不得称帝，人与之之间称呼不允许连带官职，彼此相爱，不通奸，不偷窃，不假见证，不做叛徒，尊重老人和乞丐，未经许可不许劫掠，士兵和军官应得到完全相同的战利品分配，……

所有这些规定绝不可能是出自一个只有粗鲁野蛮、只懂得征服不懂的建设管理的民族。

在我看来蒙古人极具政治智慧的民族，他们以少量的分散的人数，有效地长期管理了广大的地域。在每一个地方都采用一定程度的自治，允许当地的贵族享有一部分权力和利益（比如征税），但又不至于让他们有机会失去控制——这种平衡十分微妙，蒙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相当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都实现了这种平衡，我也就不用再费事去列举具体的实例来证明蒙古人的政治能力了。

在元朝，儒家的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考试的频率，录取的人数和公平性都有明显的提高。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最终在历史叙事上接纳元朝统治者为正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元朝给中国还带来很多新的元素，但都并不是直接对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有很大影响冲击。表面上，中国元朝和隋唐宋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主要官员都是有蒙古人担任，重要的官员还包括一些色目人（就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到元朝中后期，长期担任管理元朝的蒙古官员已经完全学会了儒家这一套，甚至还有一位蒙古人在汉人的右榜中夺去了状元（蒙古人和色目人应在左榜，不参与汉人竞争）。

几乎不值一提的明清

元朝留下了什么再多提也没什么意义。汉儒制度到此已经完全成熟固化了。在隋唐两代混血还有着、两代纯血但不同族的统治者都毫无争议的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的统治工具。

在我的观察中此后任何人对儒家的贡献都极其渺小

总结——外族来的不是时候，并没有改变什么

TUBM

2022年8月25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