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的个人观察（6/10）——为什么是孔子4/4

经过先秦和两汉，儒家被确立为唯一的正统思想体系，具有了与其他思想哲学完全没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被选择的孔子则是道统的象征，是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图腾。孔子是儒家的象征，也是国家的象征，这个象征与传国玉玺毫无分别，如同西方的王冠和权杖，随着政治权力的变更而交换、转移。与其他文明的哲学或神学思想和国家建制相比，这样一个完整立体的成就是符合中华文明的体量和地位的。

克己复礼

孔子代表的儒家既是哲学思想，也是国家建制，两者一而二二而一。贯穿两者之间的，就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孔子用这四个字打通了国家秩序和个人理想之间的壁垒和鸿沟。

这四个字中国人耳熟能详，到底什么意思呢？

最关键在于‘克’字。在这里，克通常被解释成为克制的意思，这是朱熹的贡献。但实际上古文中‘克’原意是战胜，主要的用法是‘能够’的意思，‘克，能也。‘《尔雅》。又比如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书·大禹谟》。朱熹说克己就是灭人欲，这样就否定了其他含义。但若是说克己不是‘克制自己’那也损失了一层意思。

我想，孔子用‘克’这个字，应该是有许多层含义，这些含义应该笼统地放在一起去理解，而不仅仅用其中一个意思。‘克己’有克制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也有使自己有能力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奉献自己，也要成就更好的自己。

克己的目的是为了‘复礼’，贡献一部分自己去恢复国家的秩序。礼是国家的理想秩序的象征，复礼则是对应着孔子希望从礼坏乐崩的现实中得以恢复，周朝的理想秩序得以复兴。要实现这个理想，就需要每个人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成就更好的自己。

克己复礼讲的意思与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讲的，每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以获得安全和福利的保障，是完全相通的。这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前提。

‘克己复礼’是在当时语言环境下的表达方式。在鸡国文化体系下，这种含糊的、整体式的表达，基本上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霍布斯和洛克的表达方式虽然更立体、更明确，但却需要建立在相当广泛复杂的其他概念系统之上。孔子当然无法用霍布斯和洛克的语言和逻辑去描述思想。

孔子也并没有与霍布斯和洛克相同的思想深度。儒家的哲学思想和国家建制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以自有的方式被记述和表达的，并不能够按照科学归纳总结方法进行完全、准确的描述。

儒家建制

儒家道统并不是一套完全务虚的、过期的迂腐概念，而是一套完全务实的、充满活力的国家管理体系。有了这一套观念，这个国家的样子基本上就已经定了。

在国家建制方面，儒家思想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

• 天下观 即以中原为中心，覆盖所有土地上’有意义的部分‘，均为天下。这个天下应该是’大一统‘的方式存在，即，存在唯一的皇帝来拥有这个天下，并承担上天的命运。《礼记·曾子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这是一个经典的形而上，
  

• 礼秩序 即大一统的天下中的秩序，孔子认为‘君臣父子’是秩序的最根本形式，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就是理想秩序的表现。这个秩序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不需要解释为什么的。
  

• 向上集权 天下观和礼秩序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儒家思想一定会要求一个集权制度与其相配合。财产权、人身权、分配权、司法权，所有这些权力都会向上集中，直到那个独一无二的皇帝——这是儒家体系下所有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

• 向下分工 皇帝以下，在孔子看来应该还是周礼的那一套官制（后来发展成为三省六部制）。官员们，而不是分封的贵族，按照工作分工各司其职，领导百姓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活动，完成各种必要的公共工作（治水灌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要按照受命于天的皇帝的意志来做，这样才是天道的具体体现。
  

• 道统继承 儒家建制，是一整套的，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任意摆弄，是为‘道统’。这一套道统是包罗所有人、土地、财富的，因此，就是可以继承的实体。

我们现在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来自于儒家大一统的天下观。中国人会觉得这些概念是‘自然的’，无需过多解释的。只需要将天下理解为地球就可以了。所有国家都在联合国的治理之下，彼此理解支持，共同生活。但显然，这种观念即便是在中国人心中也仅仅是个理想。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来看，世界是不需要被统一的，文化历史的差异太大，统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血腥的战争和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

如果没有大一统天下观的设定，一切儒家思想的观念和原则都可以有其他不同的选择。但儒家天下观也是所有中国统治者最为看重的，天下一统是扩张与征服的天然理由。征服不到达天边，似乎就总是没有完成，尤其是向南，那些‘生活方式相同’的地区，有两个平行的政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不自然的’。而向北向西，中国人则相对比较宽容，反正那些游牧生活的都只是蛮夷，非人也。

但是，在大一统帝国，只要取代了那个唯一的皇帝，那就获得了继承道统的合理性。而且这种政权交替可以简单地通过‘天命转移’就可以解释，道统的其他部分均可以保持完整不变。不必解释血缘、杀戮、阴谋，不必证明是否拥有恰当的治理能力，更不必对任何人做出任何承诺保证。

皇帝一下，君臣父子关系只有按照儒家的上下有别的安排，才是合理的。相比之下，墨子的兼爱（平等的爱）就不是理想的秩序，杨朱自利的爱仅仅是考虑了个体，完全没有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秩序考虑在内。

但孔子显然没有考虑过’神‘的概念会有什么样的演绎。他一定没有想到，虚无缥缈的却一视同仁的’神之爱‘竟然是那么地充满活力，最终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孕育之所。孔子也没有考虑过有平等的君臣关系，北欧部落的原始民主、希腊城邦的辩论民主、和罗马的共和政治，当然对先秦的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后来居然也成了现代文明的最重要元素。

儒家只阐述秩序，讲述这种秩序的好处，至于这种秩序可能有什么问题，怎样解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家只是看上去比较合理的选择，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儒家是不会排斥的。这也是后来新儒家能够进行儒家再解释的空间。

儒家从来也不曾努力去建立公开透明稳定的税收制度，从来不愿意放弃把持对经典的解释权。两千年来的集权统治者可以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无限征税，可以任意摆弄法律对人民施以生杀予夺，儒家才是始作俑者——这是我的看法。

向上集权，向下分工合作是典型的顶层设计，本来就是由上至下看才成立的。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在孔子来看，周朝的成功都是周公努力的结果。孔子欣赏的治理方式在儒家建制中变成了官僚制度。以周朝实际控制的‘中域’范围可能只有数百里来看，分工周密详尽的官僚体系是不是很必要，实际上是个问题。以周礼的记录来看，那种对工作和事物进行分类管理的方法，与当下共产党的行政管理风格几乎毫无区别。当然，到了秦帝国，没有官僚体系就无法对这么大的帝国进行管理。

这种分工继续向下延伸，就成了士农工商，天下的百姓也要分好工，各做各的，这样才叫井井有条。这样一来，全天下的人终于成了‘大皇帝无限责任公司’的员工，每个人都有职司有部门，要完成任务，获得报酬。

既然都是员工，没有财产权，那么国家就要实行均田制，即配给土地制度，这样土地与人民也就完全安排妥当，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

但这仅仅是个美好的开始，一切顶层设计在落地的过程中就不断地打折扣，不断地有各种任务无法完成，各种设计无法实现。首先是均田制，人口增加土地就开始不够分配了，权贵总是能够想办法拿到更多的土地，却没有办法实现永远保有。跟着士农工商的要求也慢慢增加，官僚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中枢大臣和皇帝同样莫衷一是。最终就是以一场大混乱而王朝终结，然后人口骤减，问题忽然都全部自动解决了，就像按下了重启键。

看上去，中华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未曾断绝’，正是因为完成道统建设。后来的继承人没有办法把道统拆开，还原成所有的元素，再按其他新的方式进行组合。

但显然，所有的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就可能被人整个端走。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外族就发现了征服中原的秘密就在儒家建制，拿到了道统，一切就都不成问题。这种认识到后来日本人都发现了，都想来试一试。

儒家哲学

作为个人哲学的儒家思想是一套强大的思想工具，经过严格儒家思想训练的人，会呈现出来一种惊人的‘一致性’。这些人会在道统中承担极其重要的职责，确保儒家建制能够保持和执行到位，等于说儒家思想为儒家建制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

在哲学思想方面，儒家思想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

• 仁 简单地说仁是大爱，所谓仁者爱人。但孔子并没有用爱这个浅白的字，在孔子看来仁有很多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意思来概括。仁应该是一个君子最基本的、也是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要想达到仁的境界，需要忠恕之道，也就是推己及人，从自己的处境去理解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称为黄金法则，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一种普遍价值。在儒家则尤为重要。
  

• 德 德不是指西方文化中的道德，也不是老子的道德，而是指个人的心性和品格的修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中庸，这个词在其他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概念。中庸意味着不执着，也不轻易放弃，不为情绪所左右。经过修养和反省的过程，一个人应该到达喜怒不形于色的‘和’的境界。“温而厉， 威而不猛”。 仁义礼智都是德行，这些德行必须基于对礼秩序的透彻理解。‘言不必行，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盲目的诚信在孔子来看是愚蠢的，这种德行的规定必须在仁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看得出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 君子观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儒家定义的君子，具有基本的六艺，具有乐观的心性，高尚的人格，是真正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对比之下，小人则处于君子德行的对立面，具有的是种种缺陷。 君子个人修行的起点是格物致知，意思是正确认识周围的事物的关系和地位，从中获得认知，这是对应于君臣父子的礼秩序的。一个人要完成修身齐家才有资格参与治国平天下。同时还要根据环境条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 由孝而忠 孝是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尽孝不仅是个人品行的最重要考量，也是对礼秩序的具体承认，一个人尽孝意味着可以尽忠，这是获得其他公众权力和职责的前提条件。 孝和忠最终的属性是绝对服从，不与君父争论，让他们的意志得以伸张，这不仅仅是出于尊重和爱戴，而是服从礼秩序的根本原则。现代人喜欢用理性或情感表达来显示对父母的爱，在儒家来看，这是好的但也是表浅的。 忠孝比仁义更容易衡量、更容易执行。因此，后来就被放在仁义礼智信之前，成为最优先的价值观。
  

• 周易 周易是关于事物演化规律的学问。通过演绎六十四个爻的变化，易经和易传提供了一套思考的方法。现代人往往将周易看作预测未来的技术，这是十分浅薄的认识。儒家打卦目的并不是从卦象中看到未来，而是推演所关心的事物的演化趋势的。 但周易提供的方法是可以应用在任何过程中的，要想从打卦中获得启示，必须对整套周易和儒家思想有通彻的了解，这样才能对所思考的问题有所帮助。
  

• 理和诚心 宋明理学从‘正心诚意’，系统性地发展了此前儒家思想所缺乏的部分，那就是万事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和一个人的内心认识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朱熹所说的心即是理，大致上相当于柏拉图对心灵的理解认识，只要一个人向内发掘（而不是向外），就可以明白所有的道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则是主张认识和实践的一致。 完成了这一步修行的儒生，就会有一种‘一心通天地通’的感受。进而产生出类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如果确实有一定的才华，那么他就可以去通过考试谋取官职，参加国家治理了。
  

儒家的德行没有上限，‘止于至善’。因此，君子的修行是没有终结的，终其一生都要去努力，不可以停止。君子德行终极是成为圣人。但古往今来，只有王阳明一个人是立志成圣最终获得成功的。其他人只要没有胆量和才华去和圣人相比，那么德行总是会有缺陷，总是值得自省。

孔子从周礼、春秋、周易中，建立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而且经过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等等儒学大师的阐发，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范畴，这样一套哲学思想本身是自洽的，足够一个人终其一生在其中钻研领悟。

孔子的思想系统面对的对象不是所有人。孔子在论语中反复提到君子，是清楚地指向那些有学习能力有资格从政的成年男性，大致上与苏格拉底所说的理想国的护卫者相同，最终是要在国家体制中承担职责的。女子和小人则不在此列，也不必受这些高级的德行的约束，当然也不可能进入儒家体制。

后世儒生也确实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通俗的称呼是读书人。但他们读的书是儒家思想的书，读其他的书是不配称为‘读书人’的。只有通过儒家思想的修行并且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了‘功名’，才能证明自己的修行是有价值的。没有功名，最好的选择不过是去做吏，也就是那些正牌官僚的助手、侍从、幕僚。

可以说，儒家哲学思想就是继承儒家道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哲学思想，儒家的教育系统就是为了培养道统的继承人，而根本不考虑其他的社会需要。——我认为在其他文明中，没有具有相似性质的思想体系可以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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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以上所述，只是罗列了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思想要点，把这些要点穿起来，我们不可能看不出儒家确实是为了建立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营建了一座思想大厦。只要我们接受了大一统天下观的形而上，就不可能不承认儒家建制和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而且，只要站在大一统的金字塔顶端，我们还会发现儒家已经考虑到了所能够考虑的方方面面，在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和建制领域，都已经又了充分的布局，足以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把大一统的形而上先放在一边，尤其是站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儒家思想和儒家建制缺少了一些东西，比如：

• 个人价值，经过儒家思想淘洗的人是千篇一律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个性可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该有的样子都是一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就是小人），如果谁想要换一个样子，那多半就会与他人格格不入。

• 儒家思想和建制是一套静态系统，因为他的形而上是静态的。周礼代表着‘过去的那个好时代’，孔子敏而好古，他认为大同社会是不可能的，最高的不过是小康社会，而那个社会早就实现了，就是周朝。后来的时代都是礼坏乐崩的时代，人们之所以要做一切的努力，都是要恢复那个时代，而不是迎接新的时代。

• 太多理想而太少方案，儒家的思想和建制最喜欢做最擅长做的就是宏大的叙事，用大量先天经验的论述来代替有理有据的论证。遇到事情就只有列出一二三四五，然后引经据典一番，至于实际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儒家实际上不能提供有效的思想方法支持。比如说国家经济，儒家对仁爱的阐述极为充分，但到底应该怎样平衡税收和开支，却根本没有规定。再比如战争还是和平，儒家同样无法给出具体意见，对于北方民族的压力，儒家永远有主战主和两派，永远争执不休。

• 喜欢用道德判断代替逻辑判断。事情没有办好，问题没有解决，儒家的方法是评价动机，评价态度，极尽吹求之能事，而缺少对具体效果的逻辑化和数量化研判。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系统思维，缺乏基本的自然知识所致。

• 儒家对绝对暴力缺乏抵抗能力，当皇帝做出疯狂的决定的时候，将私欲置于公利之上的时候，儒家几乎没能力去抵抗，因为此刻儒家面临着忠孝观和个人价值判断的生死考验。不服从是不忠，服从是不义，无论怎么做，在儒家思想都没有提供理论上的出口。

如果不跳出儒家思想系统，是很难对这些‘缺失’进行有效的思考的。更要命的是，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可以实现的改善，也无法作为成功的事例加入到‘道统经验’中。后来人最多可以将其作为某种微弱的参考，而无法直接使用那种经验。每一个新问题都必须从头开始在恒定不变的观念体系中接受无穷尽的审查，在这种状态下，任何进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于是，儒家建制一次又一次陷入锁死状态，任何人都不能再做出什么改善，唯一可做的就是推倒重来。其实儒家建制的这种周期性锁死和崩溃是非常明显的，但却从来得不到认识，问题的原因永远在用人不当，永远在动机不纯，错的永远是人，而儒家思想则是不可能错的。

这种情况积累到近代，终于迎来了一次总挑战、总爆发、总清算，儒家终于迎来了颠覆式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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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带来的两大挑战

西方人其实从来没有挑战过儒家思想，甚至都没有挑剔过儒家建制，基本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差异之要不阻碍贸易往来，那就不重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都可以有自己的特性。

但是儒家却视西方为死敌，因为西方带来的挑战是直接针对道统的根本的。强大的文明的西方世界竟然出现于‘天下’之外，这本身就挑破了儒家天下观。这好比竟然没有预料到最大敌人是在地图以外的，那地图一定出了问题，所有的将军和参谋都是白痴。这种级别的错误所带有的侮辱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却是那些儒家人士始终避而不谈的，我不知道是出于真的认识不到，还是认识到了就是不说。

西方还带来三样对儒家道统来说具有侮辱性的事物，上帝、英国国王、和普世价值。上帝如果就是上天那倒还好办，但这个上帝并不偏爱天子，而是无差别地爱所有的人。那么君臣父子的秩序也就没有基础了。

• 洪秀全是第一个尝试绕过中国皇帝直接受命于天的凡人，他错漏百出的天父托梦，居然造成了清王朝长达22年无法结束的叛乱，蔓延18个省其中包括最富庶的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等，涉及大清朝一半的人口。最后靠着体制外的团练和外国人联手，才算平定。

• 马嘎尔尼与乾隆皇帝的会面终结于无法完成礼仪安排，英国国王又是一个‘不应存在’的事物，只要英国国王不是‘另外一个天子’这么极端，那马嘎尔尼就必须下跪。但偏偏英国国王是一个比任何天子都要特殊的国王，联合王国当时拥有的土地已经不亚于清帝国（如果算上刚刚独立的美国），即将开启对非洲和亚洲的征服殖民。

• 普世价值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很难找到定位，蛮夷是不会有什么价值值得考虑的，就算有那也只能是学习儒家思想，这不仅仅是文化自信或自傲，而是道统的规定。普世价值声称价值是超越人类种族、宗教、国家和文化的，再一次，这种存在如果有，那就是另一样儒家地图之外的东西，只能证明儒家的局限和无能。

这三样事物并非必须接受的，予以拒绝，起码不会有什么立刻就会发生的恶果。于是儒家就一直拒绝接受，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虽然天子已经没有了，心目中的天朝上国还在。

但西方带来的另外一项挑战就无法拒绝了，那就是科学。武力上的差距只是科学挑战比较容易的那部分，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秩序变化才是难以扭转的变化。每个人曾经可以依赖维生的一切，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这带来的情绪压力与日俱增。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就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破坏铁路电线杆，烧教堂，毁洋货，杀洋人，实际上就是将仇恨归结于新事物，而不是反思自己的缺陷。

道统表现出完全无法接纳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因为道统对所有的变化都不能提供解释。正如此前指出，儒家是一套静态的系统，对未来的变化是缺乏准备的。中国近代的失败实际上首先是思想和建制的失败，既没有预料到巨变，也没能做出应对。

儒家并非不想改变，是实在难以做出改变。发动并领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是常州公羊学派的人物，他们的理想就是托古改制，方法就是通过今文学的考证方法，为改革找到‘合乎道统’的依据。其实依据不是问题，怎么改才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儒家的学生对西方文化是一知半解，对于晚清儒家建制中的积弊实际上并无良策，失败是不意外的。后来清朝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立宪的内容和时间表并没有实质上的诚意，道统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所有这些挑战实际上已经把儒家思想和儒家建制推进了死角，崩溃局面已经无法挽回。所谓中体西用，只是最后的挣扎罢了，接下来本来只是要接受多少西方思想，要不要全盘西化的问题。按照日本的经验，维新立宪，然后以某种路径和形式走入现代。

但偏偏历史出了千年难遇的变数，儒家的续命丸出现了，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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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和神学给儒家带来的带来侮辱相比，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来说，要亲切得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诸多元素，其实在儒家建制中早已具备：

• 无神，世俗的权力是最高权力，世俗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没有更高的审判和仲裁；

• 共产，所有的财产和权力最终属于苏维埃，和属于天子，可以很容易代换；

• 国家主义，国家即天下，是一切活动的主体，人民只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 社会分工，周礼就是从上而下的规划，共产主义者所做的社会设计，思路是一样的；

• 国营经济和计划，本来就是儒家建制的组成部分；

• 专政，就是集权统治，简直不用解释。

• 共产主义，等于‘大同’，社会主义，等于‘小康’，几乎没有区别。

• 抑商主义，剥削的主体是商人，和儒家没有关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这一段话在一个共产主义者来看，与共产主义理想毫无差别，绝对会非常有共鸣。

就连马克思主义中的暴力革命，儒家都非常熟悉——等到造反者夺取权力以后，自然会需要儒家的。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这么多共同点，简直很难用巧合来形容。我认为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两套系统都是‘人造系统’，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人为顶层设计，因此，思路相通。儒家吸收或者融入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者要改变社会，首先是要夺取权力，获得权力以后，就要通过强制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个构想是以国家为单位为主体的整体设计，而并不强调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基础的思路与儒家是完全相同。

相比之下，基督教精神和资本主义则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国家的意义已经慢慢地发生转变。尤其是美国独立以后，那种具有自主人格、自主目的的国家，已经开始让位于能够为个体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是公民能够追求幸福和自由的保证措施。人们不再愿意接受肆意妄为的君王和玩弄阴谋的贵族，而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进行监管。这一切对儒家道统来说，都是要命的，根本不是改良。

儒家的思想系统要吸收平等、自由、民主、理性这些概念，也是极为困难的。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代表了在这个方向上生搬硬套和几乎毫无现实效果的尝试。新儒家试图用儒家经典证明，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他们想证明儒家可以转变成符合现代文明的新思想，他们想看到世界需要儒家思想。可惜，这种论证仍然是儒家式的‘八股论证’，显得十分牵强附会、十分苍白无力。新儒家并没有真的放下架子，并没有真的准备好抛开道统的框架，在思想上与西方交融。

新儒家对基督教是相当排斥的，他们认为耶稣会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向世界错误地解释了儒家思想，致使西方未能充分了解儒家思想。这种抱怨实际上有害无益，西方没有对儒家产生很大的兴趣，并不是由于偏见，而是因为儒家不具有能够对西方造成影响的内容。基督教精神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不可能轻易取代其地位的。

与其说中国找到了马列主义，不如说马列主义找到了中国。1920年，三位思想大师同时来到了了中国，美国实用主义的约翰.杜威、英国实证主义的勃兰特.罗素、和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扎尔金（汉名吴廷康）。次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想，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与儒家思想的天然契合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或许不亚于苏联提供的全套组织和资金支持。就陈独秀本人的选择而言，勃兰特.罗素的访问本来他是有份参与接待的，可是他已经忙着筹办共产党，并且认为罗素的那一套‘太难懂’，后来就没有与罗素联系。

孙中山在1904年左右提出了三民主义，并倡议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政府来取代腐败的满清。民族、民权、民生很显然是借鉴了当时西方的理念。孙中山终其一生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这是一个纯粹的儒家思想，同时又具有共产主义的特质。后来孙中山又提出来三政论，军政、训政、宪政，以及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些思想明显是受到苏联的影响。

到蒋介石领导中华民国政府，儒家思想已经逐渐从败亡之气中恢复了元气。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败退到台湾，都仍然是被公认为‘很好地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被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毛泽东是个极端法家信徒，对儒家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批判破坏。但是，随着毛的经济破产和政治崩溃，儒家似乎又一次从覆灭中走了出来。2011年1月，一尊重达17吨高7.9米的孔子塑像被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门口，这个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预示着儒家将再次以某种形式回到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不过这尊雕像在几个月以后就被移除了，共产党官方没有做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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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立宪失败以后，儒家建制已经失去了在前台作为官方道统叙述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国民党中国还是共产党中国，我们很容易看到道统思想并没有消失，人们虽然不再需要奉天承运的天子，却普遍感觉需要某种大一统的形式。独立、分立、分治，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代表着不稳定，不安全，和高对抗。许多人仍然相信，为了实现统一，使用武力是必要的、合理的。民进党领导的台湾已经逐渐走出国民党的阴影，抛弃了继承道统的沉重负担，开始展现出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特性。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传承在大多数中国人来看，仍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国学仍然是启蒙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孔子自然也就会在这种教育中继续保持伟大、神圣。

TUMB

2022年8月31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