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的个人观察（7/10）——思想上的严重缺陷

从来没有人说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作为一个人，儒家思想到底有什么害处，作为一个国家，儒家思想到底有什么难以弥补的缺陷？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信是排在最后的？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而已。好吧，我暂且接受仁义最大，不过，为什么智是比信还要优先的品质呢？是不是说只要足够聪明就不必守信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孔子实际上只讲‘仁义礼智’，‘信’字是后来汉代时候（董仲舒）按照阴阳五行的思想为了凑‘五’才加上去的。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才是绝对的，而诚信是相对的。尾生抱柱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绝对的诚信是愚蠢的没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确实，即便是在高度讲究契约和诚信的西方社会，诚信也不是绝对的。合同和法律里面都规定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缔约的双方都不必信守合同，比如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不安抗辩、以及为了挽救生命等。

不过，西方的诚信系统将这些例外情况始终限定在比较狭窄、相对明确的条件下，并且会参照案例来不断地增补完善，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了解只有那些情况下，才可以不守承诺。这样，缔约双方都可以去权衡做出承诺的风险，不用担心对方会任意破坏承诺。而且，即便是真的遇到肆意毁约的情况，当事人还可以通过司法系统向对方主张权利，最终挽回自己的损失。

然而，我看不到儒家思想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做过类似的努力。仁义礼智，始终是含糊不清的一堆价值。在儒家思想里面找不到对仁义礼智的明确定义，也找不到例外原则，过往的案例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成为标杆。但仁义礼智仍然是标准的价值优先顺序，而且所有人都必须受到这种价值顺序的约束。这几乎就意味着，任何人只要能够找到仁义礼智上的理由，就可以不必诚信。

同时，中国的官府不保证提供司法裁判，所有不诚信的行为都在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内被评估权衡，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对稳定的判决。拆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法院不受理此类诉讼。民间经济纠纷是另外一个例子，公安局得到明确的指示，只要没有造成严重的秩序混乱和人身伤亡，就可以不介入此类纠纷。于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简单地寄望于信用和承诺，而是要权衡更多的利害关系，很多情况下需要确信对方违背承诺的成本会大于可能的收益，才能去订立合约。——这是不是就是中国至今仍然是个低信用社会的原因呢？

当然，主张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人会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理解儒家思想，不能理解仁义礼智的真谛。西方的优点我们可以吸收改善就行了。而那些批评的人则说，重农抑商是儒家的短视，根本就是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抵触。从儒家思想根本就无法产生现代价值。

上述仁义礼智信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仍然是很表面的，并没有涉及儒家思想的实质，从这些表面的质疑和批判，也不太容易得到稳定的认识。因为，随着我们对儒家思想和批判的深入了解和思考，会浮现出一层又一层的新的解释和理解，进而使得我们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发生持续的摇摆。

我认为需要更深的穿透，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应该更稳定、更坚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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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到两样东西：对儒家思想的浮夸和谩骂。一开始是以鲁迅为首的猛烈批判，礼教‘吃人’，阿Q精神、整个新文化运动乃至新中国似乎都是为了推翻儒教统治。然后忽然有一天翻过来了，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的文化根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要教育兴国，要以德治国，孔子的塑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

我感觉从浮夸到谩骂，似乎逻辑是相同的：因为儒家思想（好/不好），所以（要/不要）。

人血馒头本质上和‘信春哥，得永生’是完全等价，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要知道疗效就行了。吃下这个馒头，你就会换一副脑子。这可能吗？国学复兴让我感到极度厌恶和抵触，尤其是直接向孩童灌输弟子规、女德、孝道——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思想，有没有道德？

鲁迅教会了如何谩骂，却没有教会我如何理性批判。可是，那些大师们也没有做好工作。翻开任何一本思想史的书籍，我找不到对儒家思想全面的审视。想了解儒家思想，好，我给你从头讲讲儒家人物是多么了不起，同类思想比西方要早多少年，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是如何有意义。想听批判儒家，好，我给你讲讲礼教如何压抑人性，给你讲讲孔子是个私生子，朱熹怎么扒灰。

我想看到的儒家思想批判不是这样的。我想看到的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到底有什么是坚实可靠，有什么是缺失和遗漏的，有什么理论是完全成熟可靠经得起推敲的，有什么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我想，并不是没有人能够做这个工作，而是愿不愿意和怎样做的问题。

钱穆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名著《国史大纲》开篇，做出了这样的‘信念规定’：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用简单的语言来说，要读我的书请首先相信：每个国民都应该了解一些历史，而且要抱着‘温情与敬意’，不得持有偏激的否定态度，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国民比较多，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我觉得作为一个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人可能不太能理解钱先生做此‘信念规定’的情感动机。我既然能读《国史大纲》自然是了解一些历史，至少是对钱先生心存敬意的。但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具有人格的主体，我只能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保持‘温情和敬意’，对另外一些提出激批判和否定，而不可能保证自己对整个历史一定会有‘温情和敬意’

换句话说，我无法承诺像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家长那样，对中国的历史温情相待，而对其他文明、历史、和思想冷漠以对，尤其是对其他文明的成就，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缺陷。

包括钱先生在内，希望不要用现代观点对历史提出批评的人，往往是学术人士。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客观的知识系统，但是我觉得在社会历史范畴，很难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观察。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为了现代人去理解自己，发现自己。我相信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我相信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话：

“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历史已经过去，而思想是会持续。我们观察历史的角度如果只是基于当时的情势，那就抛弃了现在的自我立场。如果说钱先生有学术研究的动机的话，那我没有。我关心的是现在，是我自己，是稍微可以预期一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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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最大的缺陷，是将理想秩序作为最高的准则，来规范和约束现实中的自然秩序。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发现，从孔子同时代人对儒家的批评，一直到现代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社会秩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的生活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是一个人为自己做最好打算的必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问题在于，直接了提出一个理想的秩序，而没能阐述清楚这种理想秩序的表象是由什么力量支撑形成的，也没能阐述清楚理想秩序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条件才能实现，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有效。

用现代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所有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的总集合。这个活动和关联的集合包含了很多很复杂的元素，比如经济水平、文化特色、以及社会规约，以及个人潜意识等等。儒家思想直接提出了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原则（君臣父子）并且提出了实现的方法（克己复礼），这是对当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复杂社会演化过程的不完整的思考。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并不是来自于构建想象和叙事，起码不是全部。每个人和所有人在社会条件下的行为决定和长期博弈，是另外一部分。以一个人的视角，很难穿越巨大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维度，去观察到每一件事的原因和结果。比如武王为什么要伐纣，按照儒家的解释是吊民伐罪，解民于倒悬，然而是把人民从什么具体恐惧和威胁解放出来，恐怕已经无法还原。起码我们不能说是周朝是为了实现周礼那种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才发起了反叛。现有的周朝历史记录已经告诉我们，周礼是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计算，是一种大致上可以穷尽的计算。我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做一定的预期和规划。对于那些我掌握不了的环境元素，我可以选择预计、准备、或者忽略掉。同时，对于自己的错误也可以承担完全的后果。但将这种模式直接放大的全部社会，本身就是不可行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移山填海只是一种真诚的想象，在做的过程中会有无数未能预计的原因导致失败。

并非不应该去追求理想的秩序，而是在于努力的方向和程度。即便是在现代科技和社会知识的支持之下，一个全社会级的规划也是无法构建得周全的，更何况是在2000多年前的铁器时代，更何况这种理想是要恢复青铜时代的社会。孔子以及所有的儒家人物都是很优秀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理想越具体就越容易错，大同小康、君臣父子作为粗线条的原则，是无可指责的。但进而将这种原则落实为三纲五常，就几乎肯定是错误的。王莽改革所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人在构想过于复杂事物的时候，会显得如何的愚蠢。这个人这个时代的错误，本应作为历史教训，带给儒家思想一些经验，以便后来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然而没有，儒家实际上是从未检讨，而只是指责王莽虚伪。于是到了宋明理学就再来一次，范仲淹王安石要为天地和万民申命，但实际上既没有考虑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外部影响是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兴起，也没有考虑到宋朝内部完全不具备实施改革的条件和能力，于是所谓改革只是将宋朝快速地拖进灾难。

构建理想能给人带来希望和快乐，构建整个社会的蓝图能让人感到使命和伟大。然而个人理想只需要个人付出一生作为代价，社会理想则要每个人都付出代价，不管是不是愿意。儒家在构建和实现社会理想上走得太远，将理想的社会秩序直接变成了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每个人都要按照儒家给定的方式来生活，这才是所谓‘吃人’。

我们每个在儒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种特质：1）喜欢构建宏大的故事；2）缺少现实和合理性判断和实现的能力。我们越是真诚地相信我们构建的故事，就越容易在现实中希望自己和别人去实现这个故事，尤其是当我们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强迫自己和他人。

我们每个在儒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缺少对愿望进行反思的能力。只要是好的，就愿意去相信是真的，经常不能够发现‘好的’是表面的，是不现实的。比如敬老爱幼，我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往往不会从责任义务和权力的角度去审视要如何实现普遍的敬老爱幼。看到贫穷孤寡的老人就希望他得生活上的照料，看到无依的孩童就希望他得到关爱和看顾，这对于一个个体人是同情心、同理心，是仁慈和怜悯，但对于一个社会则需要复杂的多的思考，更需要复杂的多的实现。不管不顾的帮扶有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作用，但肯定无法解决普遍的问题，同时还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这个警醒我认为怎么样强调都是不够的，我们天天都在犯下愚蠢的错误。

实际上，所有的诸子百家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宏大的，表面的观察和构思，所有的诸子百家对基本的社会元素和概念都阐释不足。那时候的精英们似乎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君主的青睐，从而获得权力去实现他们的宏大构思——当然这是明显的幸存者偏差，杨朱就是个另类，但他没有任何著作得以保留下来，因此后人也就无法从中获益。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要是能够认识到自己有多么愚蠢就好了，少一点去构想不切实际的未来，少一点去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欲望，少一点去改变别人的努力。不过，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本身也就是想的太多。我们要做的，是去平衡构想和实践，是去努力地审视自己的愚蠢。当然，儒家是不承认没有做这件事的，修齐治平、正心诚意，讲的多么正大光明。是，没错，确实是讲过，讲得很好，不过何以结果就不怎么理想呢？可见儒家的努力远远不够，而不是已经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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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遗漏了什么

基于由上而下的思路和视角，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遗漏了许多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元素。这些思想元素在中国并非没有过萌芽，但是在儒家建制通过权力和暴力强迫实现规范的过程中，所有这些萌芽都得不到发展，最终被扼杀。

• 儒家思想缺少对财产、契约的尊重

财产和契约是一个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最进本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能够确保享受努力的成果，那就会更加努力地去创造财富——这条道理实际上是20世纪的最大发现，在经过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灾难以后才认识到的。不过，纵观世界文明，儒家思想对财产和契约，真的是极为轻视的。在我看来，即便是当下的社会现实，对财产和契约的错误理解和错误理论仍然在主导着当前政府和许多普通民众。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是儒家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应该要对此负责：鸡国的赋税制度历来都是倡导’轻徭薄赋‘的，但实际上总是’重徭厚赋‘。‘黄宗羲定律’描述的就是如论如何也无法降低实际税负水平的历史事实。这种任意税收的现实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都需要儒家负责：1）大一统和普天之下的财产约定；2）最终去完成盘剥的都是儒家官僚，无一例外。

儒家经常喜欢举汉朝的例子，文景之治的时候，税率只有三十抽一，但这只是名义税率，之外还有沉重的徭役，国家还要抽盐铁的税等等。历朝历代皆是如此，租庸调，一条鞭，最终都变成了对民众财产的任意掠夺和盘剥。政府乃至官员的开支，都可以随时从民众的钱包里去拿，这条路一直到现在、此时此刻都是通畅的——我的质疑是为什么儒家思想没有给予财产和契约足够的地位呢，为什么儒家思想并没有对他自己的信徒实现道德和规则制约呢？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儒家不是没有这个思想组成，不过，却没有深入发掘，恒产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有恒产？在这里儒家思想走入了歧途。孟子又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也就是说，士是不需要恒产也可以有恒心的，没有恒产也不会胡来的。因为什么呢？士的心中有‘永恒的道德法则’？孟子没有解释，不过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儒家思想在这里出现了明显的缺陷：

1. 人没有恒心是因为没有恒产，但没有恒产也可以有恒心，因为有士可以超越。

2. 但即便称为士也还是没有恒产，因为君王可以几乎任意地赐予和剥夺士的恒产。

3. 因为不存在‘恒产’，恒心必须有其他的来源。

4. 到底怎么产生‘恒心’，儒家彻底说清楚。

这个缺陷在儒家看不仅不是缺陷，还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因为只有士能够有恒心，所以要把权力给士，以少数的人去管理制约大多数的人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于是后来走向了法家专制。

这种解决路径与柏拉图的‘哲人王’有极大的区别，因为哲人王是依靠他的知识和智慧——也就是理性，来为所有人做出最好的决定。但儒家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表述，而是含糊称为仁政。在仁政之下，则是士大夫的仁心。再往下就没有了，往下都是被管理制约的对象，是产权的一部分，而不是创造财富和享受财富的主体。

换句话说，任何人必须首先成为士，否则就根本没有资格去谈什么恒产恒心。按照孟子的说法，士就算没有恒产也还是要有恒心。所以，有产无产实际上在儒家来说变成了无需去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家回避了问题，明知无恒产者无恒心，但却提出了‘没有恒产也是可以有恒心’的矛盾主张。

再进一步说，儒家就是这样的一厢情愿，认为自己才是那个有资格管理世界的人。皇帝不懂得儒家的仁义要不得，百姓根本不可能懂仁义，需要儒家的看顾。换一个方式来说，对于构建一个理想社会，儒家也做得很不够。将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和实际上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相比，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儒家思想中缺少了几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元素，缺少这几个元素，社会就不太可能是很理想的——有些人坚决反对这种批判方式，因为儒家思想和其他所有思想一样，都是来自于过去的环境和条件，用现代的环境和条件所做的任何审视，都是过分的、不恰当的。我承认，这说得很对，但是我并不想建立对儒家思想的客观评价，我的目的是要审视儒家有什么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对我、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因此，那些在现代环境中看来儒家缺少的元素，尤其重要。

大一统的形而上规定，基本上封锁了产生财产权和契约观的可能性。《詩經·小雅·北山之什·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产权既然全归王一人所有，那么再有什么规定也是没有意义的了。而且，在儒家威加海内坐拥四方的产权规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的。再加上三纲五常的加持，皇帝的意志就是绝对的。虽然皇帝本人应该受到仁义的约束，皇家的财产（内库）也有明确的界定。但皇帝的财产权利和愿望是绝对优先的，必须予以的绝对优先的尊重。

这和西方文化有明显的差别。西方的国王原则上也是拥有四海的，‘国王就是那个能够声称拥有的人’，但却有一定条件：首先，国王要受到神的约束，不管是上帝还是其他神；其次，国王只能在领土之内声称，不能去声称其他有主的财产（比如其他王国）；第三，国王不能任意声称，他必须声明他的理由，并且得到臣民的认可。那些任意宣称拥有的国王将会被认为是无理的抢夺和剥削，臣民将会获得一个反叛的理由。

再进一步，任何人都必须主动地站在皇帝和皇帝拥有的国家的立场上考虑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无法首先为自己打算。否则就是不忠不孝，整个思想系统都会失去基础。而儒家则可以心怀天下，为国为民立心立命，开万世太平。

契约所需要的绝对承诺实际上是儒家所反对的价值。仁义礼智信，信在最后，而且是董仲舒收到五行始终的玄学观点影响硬加上去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而已’——《孟子》的《离娄章句下》。经济活动规则是实实在在的，诚实守信、兑现承诺是市场的几乎绝对价值基础。不过儒家既然重农抑商，自然也就无需为商人多加考虑。

我其实不反对，在某些情况下，有比兑现承诺更重要的价值，比如挽救生命、不可抗力，但这些例外情况不能用含糊的道德原则来代替。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些例外情况必须在合同中明确表示，并且要依照相关的民法、商法以及过往的案例来综合考量。绝不能按照某一方的道德立场和原则，来任意解释，这才是‘恒产’的基础。

但儒家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反对任何契约，孔子反对铸刑鼎就是明证。‘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一个国家的刑法都不能明明白白地承诺，那还谈什么产权、契约呢。

儒家的如意算盘实际上只有一个方向：掌握权力掌握法律，然后掌握一切。因此，儒家思想要想成为儒家建制，就必须有权力，也就是暴力、武力的支持。魏晋以后一千年中，外族稳定地提供这种权力支持。然而暴力能解决问题，还要契约、道德做什么呢。另外，在持续地暴力的威胁下，什么财产观和契约观能够发展起来呢？

商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在鸡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并非没有得到过重视。就连儒家自己也承认，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齐桓公，就是靠着管仲的商业经营策略获得成功的。那可是在孔子的家乡附近，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不过对于孔子和后世的儒家来说，商业是挑战更大于是机会。因为凭借才能积累财富在儒家来看，是不道德的，是投机取巧。而巨大的商业财富，则对王权和儒家对思想垄断现实，就是巨大的挑战。儒家的秩序极为强调君臣父子的自然次序，如果子、臣能够不断地创造超出父、君的财富，那所谓的克己复礼，岂不是就无法自圆其说了么？

• 儒家没有发现有差异的个人价值

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儒家的思想路径是正大光明的。自强不息的君子，充满道德、怜悯心和使命感，这样的人才是家国的栋梁，才配享有家国所能提供的一切权力和好处——多么美好的理想，实在很难挑剔。

这确实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只有这个理想，没有其他。

读书考试当官，然后福荫后裔，就是儒家对个人价值的唯一定义。那么其他事就没有意义了。士农工商，农工商只是陪衬而已，按照科举制，必须摆脱农工商的身份，才又可能成为成为士。至于数学、天文、水利、交通、建筑、乃至器物，所有这些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都只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因为商人、匠人、学问家无法获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的聪明才智无法换得可以保有可以享用可以传之后代的财产，那还会有谁愿意去努力呢？

千年以来，中国并非没有科学和商业的萌芽，但萌芽仅仅是萌芽，在压倒一切的儒家思想之下，统统无法获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更糟糕的是，儒家思想是如此之内卷，以至于轻易就可以消耗掉一个人一生的全部精力，鸡国的精英们已经再无多余的能量其他的努力了。

但是，士仅仅是家国所需要的一种人而已。如果人人都只认可这种价值，都向这个方向努力，那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害处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从汉朝开始，举孝廉当官就成了一条独木桥，一直被各种权力所把持。隋唐的科举算是打破士大夫垄断推举权的成功努力，不过每年录取的人数极为有限，大批的读书人获得可科举的功名，可是必须要等到补实缺，否则还是无法获得发挥自己能力、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然而补实缺难如登天，在严密的官僚体系下，每一个分配的机会都受到严密的控制。就算补了实缺，那也要规规矩矩地按照现有的系统来做事，否则就会有一大堆规制来找麻烦。

2. 极度激烈的功名竞争，使得只有真正的儒家修行者可能胜出。儒家对士大夫的垄断是无遗漏的。那些无法在激烈的功名竞争中幸运获胜的人，甚至已经获得功名但没有办法补实缺的人，最好的出路只是去做幕僚和胥吏。比如李鸿章和左宗棠。那些竞争的获胜者也未见的日子好过，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极为剧烈的内部斗争，他们必须选择加入某一派的势力，否则就难以自保，成为另一派谋夺的职位空缺。

3. 外行管理内行。掌握权力的人，都是精于思想意识，并且深具派系背景的人，那么干活的人只有老老实实听话的份。外行在做决策的时候，永远和内行的考量不同，这是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外行的领导永远要把握方向和立场，那么形势和规律就变成了次要的考量。

纵观历史，儒家的管理者犯下了各种各样离奇的错误。比如王莽新政，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比如林则徐的外交，例子根本无法枚举。更悲哀的是，把今天任何一个聪明才智之士穿越回过去，他恐怕也难以做出什么改变。因为儒家只培养一种人，只主导一种意识，只承认一种价值，只建立了一种建制，任何一个人想要跳出儒家的范畴，都必须和整个道统的力量对抗。

因为儒家忽视其他的价值、轻视其他的人才，遇到事情就只能依赖道德、立场、动机这些外行的视角来做判断。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简单的错误往往就足以致命，更不要说大量的过程中的决定都是在儒家思想制造的系统性偏差之下做出来的。鸡国的王朝，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皇帝才会发现没有人才，没有人为帝国尽忠尽孝。

但显然，崇祯皇帝面对的局面，并不是哪个英才凭一己之力能够解决的，所谓积重难返，儒家其实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不肯从制造积重难返的行为方式中跳出来思考，不肯打破儒家思想的绝对垄断。千年以来，儒家王朝一次又一次崩溃，在两次崩溃之间只有勉力维持，从不曾放弃。

我觉得这种坚持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偏执的价值追求的结果。能通过功名竞争上位的人，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儒家信徒，并且体制内的人长期只能选择坚持极端的儒家价值，思想偏移不仅是不被允许，而是一种竞争劣势。这样极端的单一的价值导向，久而久之，只有那些最真诚的儒家信徒才有可能掌握权力，这种情况大概和极端伊斯兰主义形成的过程和原因差不多吧。

反观西方走过的道路，他们也经历了坚持极端思想的黑暗世纪。但西方最终走出来了，走出来的具体时点就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九十三条论纲，打开追求个人价值的禁锢，使得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意义。另外，西方历来注重商业，商业为那些无法谋求政治前途的人们提供一条广阔的路径。再就是宗教战争和科学探索，所有这些在儒家看来无意义无价值无体统的事情，最终成了最了不起的文明成就，在这中间，无数精英人才的才能得到了发挥，价值得到了认可。

我有些没有想明白的是，两千年的儒生们何以就没能去找到其他的意义和价值。玩弄字画花鸟、研究易经、或者考据经典，就是那些失败的儒生们所能做和愿意做的全部。千年以来，愿意去研究自然、地理、医学、宗教的人简直屈指可数，孙思邈、徐霞客、沈扩，或许再加上十来个名字，就是全部了。以两千年泱泱大国的体量，实在不应该只有这么少的努力。

• 儒家没有发现人际关系规律

礼、君臣父子关系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的结果。这种关系在从下往上，和左左往右的视角下观察则会出现缺陷。

我们看一下《周礼》就会发现，礼这种制度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安排’。以《大司徒》为例，要读上一读，才会有真实的感觉：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

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旦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诸侯之地……诸伯之地……诸子之地……诸男之地……凡造都鄙，……

以为地法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 ，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

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日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

……令于教官曰：「各贡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

我想，任何一个人开始思考治国安邦这回事，按照这种思路去展开可能会比较容易，而且大致上可以考虑得比较全面。《周礼》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示范。很少有人能够考虑得更周全，更具体。但问题是，何以这123456就是合理的治理方式呢？何以中国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要管这么多事情呢？管这么多事是不是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呢？什么都被政府管了，民众的生活还剩下什么呢？

比如‘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我的争和怨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那个原因不改变，我怎么就能通过阳礼和阴礼的学习，就不再争不再怨了呢？那个与我争，让我怨的人，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明明知道我会以阴阳礼不争不怨，就故意来占我的便宜呢？

周礼里面没有讲的是，两个平行的职位应该如何沟通协作。天无二日，君王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但天下有无数的父子，不同的父不同的子应该如何相处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来彼此理解和彼此约束呢？

孔子的对儒家对巨大贡献也在于此，他提出了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黄金法则，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占有很明显很重要的作用，也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方式，比如怜悯心、同情心、oekieosis，等等。不过，这一条简单的道理是远远不足够的。

在儒家来看，这也不是问题，忠恕以外还有关系，家庭、亲属、上级、同僚、同学、同乡，顺着这些关系网络，总可以找到更高级的力量：共同的上级。两个父亲可以有共同的祖父，或者祖先，两个同僚可以有共同的上级，如果必要可以一直上溯到皇帝，最终一定能够解决。在这里‘上级’、‘上司’已经具有了比较宽泛的含义，代表着两个平行的个体都必须尊重的那个人。

因为这一切安排都是由上而下的，儒家对于所有的问题都有两个标准答案：1）修身养性；2）寻求上司裁断。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这两个答案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那么基本上就是无德无行，’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等于不是人，道德上的dis意味着可以任意处置也不必承担道德责任，这相当于打开了一扇地狱之门。

因为儒家将仁义礼放在智和信之上，要想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上级的意见永远优先，那么公平和公正，只有看上级是不是有能力做出公正的判断。因为一切都掌握在上级的最终裁决权，那么两个平等的人想要找到一个彼此都认可的标准，就不是总能办到的事。况且，双方中任何一方都可以诉诸道德审判和上级的干预，那么简单的诚信履约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这叫做交易成本提高。

按照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原理Coase theorem，交易成本不为零，产权的初始配置就会严重影响效率。交易成本越高，效率就越低。中国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家，商业成本居高不下至今仍然是影响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我无意责怪儒家不懂得1960年代提出的经济原理，但是儒家文化恰恰缺少了能够稳定降低交易成本的元素，而这种缺少在其他文明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什么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公平、诚信，还有维护公平和诚信的必要制度，法律和法官。对于那些不公正、不诚信的行为，需要公权力来制造一个负成本，使得不公正、不诚信无利可图，才有可能通过长期的积累来不断降低交易成本。

周礼里面没有什么？法律，法官。商业合作能够培养互信，培育社会建制，而农耕经济则更多的是考虑自给自足自保，与一个一年做不了一两次交易的人保持诚信，其边际收益很低。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鸡国仍然有整村人从事制假贩假，从事薅小贷公司的羊毛，不要说是周朝，直到满清，直到现在，公权力对这样的情况仍然缺少有效的应对。

忠恕之道，修身养性是对的，然而没有去努力建立一个所有人都明白，都认可，都能够执行的公正和诚信价值，那么最终掌权者就会出来建立符合他的利益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其他非掌权者就只能看掌权者的仁心了。

实际上仁心是完全无法与私心对抗的，这几乎不需要什么证明。一旦公正和诚信是掌权者的标准，那么他就算只是稍稍留一点私心，以长期来看，积累的优势也是极其巨大的。这就好比赌场的胜率，所有的赌博中，庄家一般只需要多3～5%的优势就行了，加上庄家无限的赌本，赌徒总体来说已经没有机会获胜。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掌权者优势的环境下，平等合作变得更为困难，人际关系变得异常复杂。本来靠双方合作解决的问题，现在要在双方各自的背景下去重新考虑，双方各自的实力和背后的关系网络加起来如果是相差不对的，那么公平诚信基本上就会得到保障。如果相差悬殊，弱的那一方就必须考虑如何确保能够得到一个公道，而强的一方则可以考虑是不是要给对方一个公道。打个比方，两个人下棋不仅要考虑棋盘上棋子的形势，还要考虑对方随时能够从口袋里掏出来摆到棋盘上的棋子，这就相当于同时在下明棋和暗棋。

儒家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建立古代心理学或者博弈论，但原本应该看到公平、正义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不过，看不见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如前所述，儒家是从上而下的视角。对于平行关系，儒家提供了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和忠恕之道，认为这就够了。

实际上，按我的观察，现代中国人持有上述儒家观念的人仍然不在少数。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确实当下的中国人仍然持有的是儒家文化环境中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仍然是某种程度的保障，虽然问题多多，总比完全没有的好。不过，却远不够好，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儒家思想带来的老问题，毫无进展。

现在许多的鸡国人，不相信有什么公平、正义、不相信无条件的诚信，不相信没有人脉依托的交易。政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地维护公平、诚信，司法制度和法律条文仍然没有能够在法理和法条上清楚地给出公认的标准，现有的标准也没有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和转换而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解决，中国人怎么能够轻易丢下儒家思想呢？

我之所以说‘儒家没有发现人际关系原理’而不是说‘儒家缺少公平诚信精神‘的原因也在于此。与其去争论儒家到底有没有公平诚信精神，不如从实际的社会环境现实来验证一下。这样就不要争论有没有，而是思考一下够不够的问题。

关于人际关系的原理还有很多相关的主题，不过就儒家而言，我并没有太过的期望。西方文明也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不过总体来说，稍微好那么一些，只是一点点。但人们经常看不到时间的效应，一点点的差异加上一两千年的积累，那几乎必定是巨大的不同。忽略这一点，往往是个体思维的盲点。我确实认为，这个盲点证明了历史、哲学、思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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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契约、个人价值、人际关系，我还可以再列出几项来，比如，缺乏知识系统，儒家思想不懂得经验积累；缺乏逻辑系统，儒家思想基本上建立在‘理所当然’的先天论述之上，人们通过‘想一想就明白’而不是严谨慎重的推理过程来得到结论，以及无神论，缺少神性对人性的制约，缺少‘最终审判’或是‘福报’，因此总是出现欲望和理想失去约束、脱离现实，诸如此类。

所有这些缺失在我看来是绝对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现今生活中主要无法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都与这些缺失密切相关。在历史上的过去，和在当下的现在，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却毫无知觉。无论是身处其中还是置身事外，我们无法察觉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使得事情去到无可挽回、无法理喻、也无法分辨的境地。

对此，我唯一的结论就是：思想的缺陷。没有其他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陷入了愚昧和癫狂，我不能同意那是某个人恶意的操纵，也不能接受是由于外来势力的逼迫，更不能接受是历史的必然。

只要我们看看中国人干过的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傻事，再对照一下前面所述的思想缺失，我们肯定能够有所领悟。

TUBM

2022年9月3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