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没钱了，会发生城市骚乱吗？

现在鸡国人对政府有一个明显的疑惑：政府，你快要没钱了哦，打算怎么办呢？

政府停摆这些年经常发生在美国，鸡国人都当成笑话来看。美国人也一样当笑话，政府停摆关我什么事。爱尔兰、比利时都发生过将近两年近乎‘无政府状态’，民众的生活还不是一样过。

鸡国人自古相信天下不可无君，无君无父就等于天下大乱。不过，现在惦记政府财政却是因为收入问题。就心态来说，更像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人。鸡国与那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接受政府财政供养的人比较多，这与现代美国、爱尔兰和比利时完全不同。

我相信，如果说存在历史的必然，那就是人们从之前的历史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普通人也是天才人物做出行动和决定的最重要参考。

关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些什么很重要。因为人总是从经验和知识中得到判断，尤其是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的事情，几乎总是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的，有什么好办法。

法国大革命是西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暴乱，也是唯一一次国家级的起义革命。对于现在鸡国人来说，是缺乏了解和认知的。因而也就没有经验去思考和判断，未来鸡国是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鸡国本身的历史而言，革命就是以暴力开始，以获得权力终结的。一个阶层的人通过暴力推翻现有社会权力，重新建立社会制度。革命这个词原意是改变命运，而且是通过暴力的手段。不用暴力的称为改革——似乎在暗示着命运只有通过暴力才会改变。

在鸡国人的经验里，暴力革命从来是发起自大城市以外地方，比如陈胜吴广的大泽乡，洪秀全的广西花田，农民起义组成军队进攻城市，然后城市陷入混乱。由城市发起骚乱进而发生革命，这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今天的巴黎和一些西方城市仍然会不时地发生骚乱，这对于鸡国人来说就难以理解了。因为在鸡国的城市中极少发生那样的骚乱，虽然有时候由于战争和政变也会发生混乱，但正如老舍在《茶馆》中提到的，这种混乱也从不会超过三个月。八九动乱也没有超过三个月。

在鸡国的历史书中以及在我们通常的理解，通常会有意无意地将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描述成为与鸡国农民起义差不多，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不过，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现在鸡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大约65%，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当前最感到生活压力的人，不再是农民，而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

‘无套裤汉’代表一个阶层，为了工作不能穿优雅的紧身套裤，基本上相当于现在城市中还没有固定收入和居所的流动人口，以及还没有获得稳定生活的城镇居民。在鸡国，到底这些人有多少，没有什么准确的数字，我的看法或许超过一半。如果发生像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严重经济波动，还会大大增加。

会不会有一天鸡国也发生无套裤汉发起暴力革命呢？——大概不会吧，这是从鸡国的历史中得到的经验。但是因为在鸡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城市人口大于农村人口的情形，不会发生骚乱这个判断在经验以外做判断。如果我们了解了法国大革命，就会获得更多的经验，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政府快要没钱了。

我想鸡国大概率是不太会发生城市骚乱的，即便是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崩溃。主要是因为每个普通人都没有这样的认知，而且鸡国人一直很习惯服从权威。无组织的暴力方式来只能造成破坏而不可能谋求命运的改变，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人民的愿望和政府集权是与宗教和王权，都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同样强大。

但无骚乱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就会认识到，抗议示威乃至小规模的骚乱，是一种明确的标志和信号。比如，发生在2022年11月的反对极端疫情封控的某些零散的抗议活动，还远远还没有形成骚乱的局面，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被某些媒体称为白纸革命的其实只是一些零碎的表达，远远不能与发生在西方城市的骚乱相比。’白纸革命‘只是表现出来鸡国人还有不服从权威的另一面，并不能说明鸡国人在面对真正社会危机时会怎样思考和行动——这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很接近，问题已经出现，还没有等到真正全面爆发的时候，许多人就已经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了。

想一想如果习近平政府仍然不改变清零政策会怎么样。三年的封控已经把多少’无套裤汉‘推到了’日子过不下去‘的边缘，持续的严厉封控更是让人们看不到未来有任何确定性可言。当然，习近平政府放弃清零政策显然还有更多的考虑。将白纸革命视为一场运动取得了成功，显得太过夸张。

可以用股票市场常用的词来说，‘白纸革命’是一个明显的见底信号，再继续强制封控清零下去，骚乱或许就可能发生。12月7日习近平政府突然放弃清零，转为全面放开，虽然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却立刻彻底地使人们失去理由再采取任何’破坏秩序‘的行动。

与处理1989年动乱的邓小平李鹏政府，习近平政府显得’成熟了‘。不过，我也不想高估这种’成熟‘。因为本质上共产党政府仍然是一个强权政府，鸡国体制仍然是由一群谋求权力控制和攫取掌握财富的社会精英所把控。与1989年的共产党体制相比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异。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利用疫情施行封控的主要目的已经完全甚至超标实现了，那就是实现本人继续把控最高权力，完成政府换届。

民众这一次提出的也只不过是对极端措施的反对和反抗而已，做起来也很容易，取消即可。要我就给你，最大的理由只不过是封控措施剩余的价值已经不多了，绝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就必须给你。而1989年那次运动则是直接要民主，要西化，以政府高官和权力为目的，那就是与虎谋皮，绝对不可能给。

尽管也只是提前了两三个月，但放弃清零管控造成了明显前后矛盾。习近平的新常委说的’疫情防控坚持不放松‘破产了，变成了朝令夕改。要是放到欧美国家，那绝对是重大的政治打击。英国新任的首相特拉斯恰恰是因为几乎完全相同的理由，她的新经济政策在发布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取消。于是特拉斯在上任首相不足两个月便宣布辞职，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

前后矛盾在习近平来说最多是‘拂了面子’，和他完成了‘非法连任’相比，可以被忽略。在这件事上，习近平放弃了面子。诸多此前为清零摇旗呐喊的官员、专家、官媒、和自媒体人士，也就跟着不要脸，转而开始描绘奥米克隆是如何地影响轻微，然而又被打脸，因为民众普遍症状明显，殡仪馆排长龙。

在我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民众也获得某种胜利gain——因为你前后矛盾了，因为你错了。那以后就会少一点点傲慢，至少是有些时候可以放下面子。

当然，这几乎很难称得上是一种进步。与习近平当政以来各种大幅度倒退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过，我认为这确实建立了一个先例，当民众普遍反对某种极端政策和措施的时候，政府照做了。这个先例一定会在今后某个时候，会被重新提起，作为一种经验，来影响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大家都反对的时候，面子可以不重要。

历史是在很漫长的时期中以缓慢的节奏变化的，英国的大宪章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经过了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社会博弈演变。

法国也是一样，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极端事件。没有组织领导、自发的颠覆性革命，在此的历史中没有，此后也没有。而鸡国农民起义则‘经常有’，并且呈现出清晰的规律。这几乎就已经说明了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

现今的鸡国城市化过程，是完全超越鸡国历史经验的，因此，借鉴西方经验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城市中，是不太可能像农业社会那样，政府的政策基本上能够做到让农民满意，或者不得不接受。

我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与鸡国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农民起义一旦发生，就只有成功镇压或者改朝换代两种可能。而西方历史的经验，使得政府和民众学会了从抗争和骚乱中获得积极的经验。两者同时在每一次城市骚乱中都得到提醒，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得到政策调整的提醒，而民众则需要从抗议和骚乱的情况中，才能知道应该怎样认识正在发生的变化到底会有什么后果。

这正是我认为法国大革命意义所在。革命结果是否成功，远远不如获得属于整个国家民族的集体经验来得重要。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描述的革命就是发生在大革命之后的1832年的又一次革命，这一次巴黎人选择闭门不出，所以革命很快失败了。这说明巴黎人从记忆中得到了经验。我们现在任何时候去巴黎，都不会发现巴黎人在被城市骚乱所困扰，没有人担心骚乱会导致革命。

相比之下，鸡国政府和民众来说，都极其缺乏从负面信号中得到正面经验的能力。所有人对安宁祥和都是无比依赖，一旦发生冲突就会感到手足无措。民众与政府一样恐惧抗议和骚乱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操纵’。有时候我在想，可能鸡国人也需要经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动骚乱，才能真的得到一些自主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不过显然，这是完全的妄想，以鸡国共产党 的高压控制系统，和鸡国人怯弱忍耐的性格和对失去秩序的恐惧，如果真的还是出现了骚乱，那多半还会是和以前的历史一样，是彻底的混乱和崩溃。

所以，我觉得鸡国人最好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法国大革命是怎么回事，那是与鸡国农民起义不同的城市暴乱。也是与沙俄十月革命以及鸡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

想要完全了解法国大革命门槛还是挺高的。法国大革命是西方历史的重头戏，关于大革命的史实和评论可谓汗牛充栋。各种不同的角度的考证和观察，信息量大，线索复杂，一般人很难深入其中。

同时，法国大革命对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鸡国人来说，却也感到非常熟悉。因为马克思本人就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获得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比如工人阶级受到压迫，暴力革命获取权力、打倒暴君和资产阶级，取消私有财产，这一类的激进口号几乎全都最先出现于雅各宾派的‘小册子’中。其中里昂的一个临时委员会所起草的宣言甚至被命名为‘第一次共产宣言’First 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间是1848年，他仍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但是，从革命、阶级、共产党的角度看法国大革命，得到的是革命的激情和冲动，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缺少的却是作为城镇市民思维和感受。

我个人觉得，在法国大革命中有这样三条经验，是鸡国人城市人通常很不了解的——换而言之，如果了解了，那么观察和思考社会的方式可能都会发生调整。

1、真相和让步

最重要的在于什么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换句话说，按照鸡国人的标准，大革命前夕法国人远远没有到’日子过不下去‘的程度。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以前的任何时代，普通人的日子基本上都是不太好过的。不论做农民还是手工业者，只能得到一个‘终日劳苦以后的勉强温饱’。根据历史记录，“1741年至1789年间，物价上升了65%，而工资仅上升了22%。“（《拿破仑时代》威尔·杜兰特夫妇）在现在看来平均年度物价涨幅不足1%，是极其优秀的指标。工资涨幅不足物价也是常事，人们还可以通过投资和政府补贴获得其他收入。法国作为当时国家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人们已经能够享受养老年金、救济、以及司法制度的诸多福利。

在很多方面看，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除了即将到来的政府经济危机以外，远远不是鸡国人所理解的‘日子过不下去’。路易十六绝对是个开明的好人，愿意与人为善，不愿意把人投入监狱，更不愿杀人。骚乱的巴黎市民攻打的巴士底狱仅仅关押了7名囚犯，看守者却有140人之多。贵族虽然有特权，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通过个人奋斗积累财富获得社会地位，成为新贵族（约有4000个家族）。法国建立了第一个警察制度，司法虽然有不公，却也是程序严明。法国人虔诚信仰天主教，教会承担了有关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的诸多责任。

但在那时作为欧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贫穷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每个城市都有大量领取救济地贫民。法国东印度公司成为骗局，大量民众的家庭财富灰飞烟灭。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财政即将破产，就成为了所有人最大的担心。

政府的整体财政状况向来不是鸡国普通民众所关心的。鸡国政府财政就算有什么问题，也绝不会将’即将破产‘呈现在民众眼前。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人大政协委员也得不到关于财政的确切信息，一切都讳莫如深。我们能够看到一切数字都是经过精心修饰的，即便有什么错漏和前后不符，也超出了人们普遍的认知能力。

不过在200年前的法国，似乎人们都意识到了，如果政府财政破产，那么救济金养老金就没指望了，这绝对是’无套裤汉们‘地重大危机。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人们不得不关心，而且，没有人隐瞒真相，只要想了解，就都可以得到清楚认识。

此外，在整个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没有出现鸡国典型的乱世盗匪横行，没有出现过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这些都是鸡国骚乱必备的属性。在每一次鸡国革命中次生灾难导致的死亡数字都是极为惊人。

因此，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不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而是‘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看不到希望。对怎样解决问题，谁都没有答案，谁都想参与意见。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无论是国王重新启动140年前的三级议会还是大革命后来成立的国民公会，都不会有什么好办法。

在政治家来看（尤其是鸡国政治家），与民众商议问题，绝对是一个错误：想通过协商来解决一个协商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好办法。用鸡国古训来说，莫衷一是的协商‘自取惑乱之道’。

不过，话容易说，好办法却并不常有。在我看来，美国是唯一一个始终能拿出‘聪明而且实际的好办法’来应对危机的国家。1930年代和2008年的严重经济危机，美国的政治和财政精英最终都想出了好办法，渡过了难关，使得国家不至于陷入衰落或者革命。如果没有‘聪明而且实际的好办法’，还有‘聪明而不实际的好办法’，那就是操纵和伪造。

以鸡国集权制度的两千年传统和当代鸡国共产党登峰造极的统治之术，国家政治和财政的真相是不可能交给普通大众们去了解的。权力者必须独自掌握真理和真相，民众所能看到的必须是经过慎重仔细考虑的——这是儒家治理的核心思想，在此我不做论证。

法国大革命中，最终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其实并不聪明而是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没收了教会和贵族的财产，两项加起来可能超过整个国家所有财富的一半。回到大革命开始以前，如果有人提出‘没收教会和贵族的财产’（第三阶级的财产此前几乎已经等于被没收了），或者仅仅是贵族和教会拿一部分钱出来承担政府财政危机，那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认为这正是鸡国人应该多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的最重要原因：政府和人民要建立一个起码是粗略的共识，什么才是真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这样，在人民‘日子快要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前做出让步。要么是政府少拿点，要么是精英多负担一些。这正是美国人现在解决收入差距加大的重点，只不过是更提前，是在人民的‘日子快要变差’的时候，美国政坛就已经在讨论跟进和提出议案了。这里所需要的让步，同样是基于历史经验的考虑，而不完全是出于道德考量。

因为我认为，鸡国城镇化的过程已经到了这一步，即不可能一个政策所有人都满意，总会有人有意见，但要到了‘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那就必然只剩下极端的行动了。比如，最近似乎更多跳楼自杀或者是开车在闹市撞人的事情，虽然仍然是极少数，但是可以得出大致不差的认识：其他自我伤害和互相伤害的情况正在增加。

因为在现代国家社会，无论怎样控制，真理和真相也是难以隔绝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家大事，政治、外交、财政、经济、福利等等诸多事项。比如在风控清零这件事上，从一开始，鸡国就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意见。到了2022年11月，可以说反对的意见已经成了优势的意见。如果没有鸡国共产党的通过官媒的控制和操纵，提前两年形成这种意见都是有可能的。

法国财政的破产这件事与防疫政策大大不同。经济一旦出现大问题，原因就很复杂，找不到解决办法。没有那种一个政策扭转一切的事情，就算真的有，也要假以时日，让市场和人们消化政策，通过几轮经济运行来实现政策的效果。不可能像解除封控一道指令那么简单。

想要获得社会的反馈信号，其实并不容易，当日子开始变得没有希望了，法国人就开始抗议，再下去就是骚乱。别人开始抗议和骚乱时，其他人会得到信号，开始思考观察，决定是不是加入。

而鸡国人没有这一套信号系统，并不代表鸡国人不懂得防微杜渐，而是更激进：当微小的不同意见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被严格地审视和控制了起来。这样，其他人是得不到机会观察和思考的。

鸡国式的防微杜渐是把所有异议、抗议和骚乱当成了革命的苗头，这不是恰恰说明鸡国的管理者实际上缺少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而太多农民起义的经验吗？

2、从激进到温和

没收财产抵偿债务是最简单最容易做的事情。不过经济运行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革命以后的物价飙升则恶劣得多：“1蒲式耳的面粉在1790年花费巴黎人2指券，在1795年却花费225指券，一双鞋子的价钱由5涨到200指券，一打鸡蛋由67涨至2500指券。”（《拿破仑时代》威尔·杜兰特夫妇）这些数字证明了‘革命还不如不要革命’。不过，显然不止于此。

首先，法国人、巴黎人确实学到了‘还不如不要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中有太多的不必要甚至令人发指的杀戮，也会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困境。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描述的革命者筑起街垒夺取枪支但却没能得到巴黎人民的响应，因此迅速失败了。这充分说明人民的普遍认识变了，尽管日子仍然不好过，却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在革命初期雅各宾派，他们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提出了极端的暴力的口号，而法国人对这些极端口号毫无抵抗力。后期则由温和派主政，虽然温和派把许多

在鸡国人来说，过去是忍字当头，忍不了就从头再忍，现在我看是普遍都很难忍

其次，

虽然物价飙升，法国大革命期间却没有发生重大的人道灾难，比如饿死人，也没有出现大量的暴力流氓团伙四处劫掠占山为王。法国甚至还能有效地组织起军队打败英国和普鲁士的进攻，获得阿尔萨斯和比利时荷兰一带的控制权。

3、普通人与精英差距不大，极少数天才除外

第三，参与主持革命新政府的都是普通人（罗伯斯庇尔只是一个公务员）也是激进派（雅各宾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