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能力,还是相信上帝
- Jeril
- 202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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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具有完全自由的意志,那么他不受任何约束,包括理性。他的行动既然不必在理性范围内,那必然会——至少是偶尔——符合神经病的定义。我们现在看旧约,上帝的行为基本上符合这一描述。这是唯意志论在中世纪的发端。代表人物是邓丝-司各特。
叔本华、康德继承及发扬了唯意志论,从上帝的意志发展到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决定存在,这在以主观感受建立的世界观是成立的。
微观心理上的体现:为了证明我的存在,我必须不按照理性或他人的意志行事,这样才能体现我的意志,从而实现我的存在。
当认识能力很不充分时,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其重要性超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们因而愿意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并渴望得到庇护,多神教提供了最大可能的保护。
当社会规模增长,农业,城市和贸易成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琐罗亚斯德教开始以善恶来区分人与事的利害,这是一种初级的办法,没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解决,因为善与恶的相对性,原始宗教也不能提供与时俱进的阐释。
日益激烈的利益冲突在善与恶之间或诸多神祗之间不能得到很好的协调,人们因而陷入纷扰不止的争论。
罗马城中的市民与雅典元老院面对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罗马共和国和罗马皇帝没有能力协调诸多社会要素的矛盾冲突,民族,信仰,国家,城市,阶级,所有的单元和群体都在谋取利益最大化,但却没有一个齐整的理论架构可以用来快速简单地帮助冲突的各方达成妥协。统治者因为无能——如凯撒和奥勒留之贤能也不能与偌大的帝国相称——而放弃职司转而经营私利。投机之徒——喀提林或是日耳曼人、匈奴人和戍边的罗马将军——则纷纷粉墨登场,这景象在古往今来往往得见与乱世初始。
有了这一层领悟,就能够明白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尊奉为国教有多么的英明——拜占庭帝国由此屹立了1000年。若不是东方正教与天主教会没有能够解决宗教理论上的纷争,奥斯曼帝国或许根本没有空间兴起。圣父圣子圣灵,一个绝对意志,一个声音,一个宗教裁判所,在1000中基本上消除了宗教内部的纷争,转而集中于拓展共同的生存空间。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又到了突破的时候。
当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些城邦再次凭借思维和理性实现富裕和霸权,仅仅提供赎罪券显然就成为了非常落后的信仰。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开始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人类的思维、语言和行为,虽然他们少有什么像样的突破,却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开拓出生存发展的空间。
唯意志论、唯名论以及自我拯救,这些朴素的微不足道甚至现在看来难以自圆其说的思想,提供的是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理论基础——这在此前的基督天主教中是从没得到充分阐述的。
人们在中世纪的一千年中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奉献给上帝,而从这时候开始,人们将试图完善自我了。
到20世纪前的400年,地理大发现,科学理论进步,工业革命,社会改革成功,人们理性的力量几乎无往不胜。理性成为了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无论信仰上帝、安拉或是佛陀都可以基于事实和逻辑进行对话。
至此,完成了2000年的一个大梦想,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从没设想过理性真的可以在这样大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之中发挥作用。上天入地,神灵再没有现实的存在空间,只能在人们日感空虚的心灵之中寻求容身之所。
然而纯粹理性也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空前的巨大灾难,数十亿人的立体全面战争,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无不证明人性的愚昧和贪婪仍然随时可能吞没那少得可怜的理性。
如果没有道德与宽容,毁灭异族就如同成吉思汗时代一样地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文明富裕繁荣的城市和国家最优秀的管理者,在国际合作时仍然驾轻就熟地沿着马基雅维利描绘的途径亦步亦趋。再一次,人们开始失去共同的价值,再一次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分歧。
现今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阶级差异——富裕阶层、中产阶级与贫穷人士的距离逐渐拉大,
2)社会保障负担日益沉重而难以为继。
3)无限度的个人自由诉求带来更加尖锐的冲突。
这些问题有着共同的起源,也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现代社会制度是起源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天主教。在原有宗教的救赎思想之上更叠加了个人权利和自由,自我价值实现等等一系列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持有自由信念的人们在20世纪的战乱以后终于完成对全世界的征服,正如2500年前自由的希腊城邦遍布地中海一样。
然而自由并不是免费的,it comes with a price,在固定疆域的世界更是如此。
当人们发现不能继续在陆地和海洋上扩张自己的世界以后,彼此之间的自由开始互相重叠。
于是人们发明了转移支付手段。从1934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改革,即,依靠转移支付手段来平抑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由此缓解社会矛盾。
人们发现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共同机会,那么科学和生产力的进步在现实上能够给人们提供近乎相等的富裕机会。凯恩斯主义下的经济制度更是强化了人们这样的信念。
通过提前开支信誉,人们能够将未来价值提前到当下。只要你能够通过任意方式占有未来future(期货)的一部分,那你就能发家致富。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有资本帮助你创造财富。若是不参加创富游戏,那安于清贫也能够过日子。这样,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要求都得到了基本的呼应。
然而曾经有效发挥作用的转移支付手段,其边际效益日益降低。
由于社会保障实际上促生了更多需要保障的人们,努力工作的精英们也在寻求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作为代偿。
这个基本的矛盾在民主制度下越发不能得到有效地调和,不禁让人感到或许一个明智的独裁政府真的会更有效率。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十论中赞美的以及在君王论中尖锐指出的——民主制度之美与君王治理的必然性并不显得更加突出。
独裁的中国政府的巨大成功更是对自由主义理想的沉重打击。40年间,来自于不公开透明的权力传承的领导者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没有犯下任何明显的过失——这是从结果衡量,所有技术细节当可不论。
骄傲自大的自由世界统治者们却将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暴露充分。海湾战争与华尔街危机虽然都以自由世界的“胜利”而安然度过,却破坏了世界领导阶层的道德基础。民主制度在解决社会保障、就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越来越体现出较低下的效率。只有在新科技和新产业上还能够保持不多的领先,这实在是不能不让人产生忧虑。
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和生物科技,这些最新的科学进步带来了更多的变数。人们或许会变得前所未有地自由,
因为社会根本不需要大多数人的参与。少数高效率工厂就完全足以养活全世界,这已经不算是科幻故事了。算法和大数据所代表的社会治理图景并没有给民主表决留下任何余地,却给独裁政府提供前所未有强力管理手段。
依靠科技的进步,少数精英的政府如果确实得到了足够的权力,他们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可能完成更好的工作。然而,这样的现实意识基础和理论根据或许都不存在。
人们认知越多,能力越强,就会越更定自我的价值。人们越是自以为是,就越难以协调。理性范围内的探讨最终都抵不过利害相关这几个字。
更要命的是,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下,绝大部分人没法弄清楚,哪些事情对他们有利或是有害。
纷乱扰攘的政坛每日不断地制造着无论在技术上还是道德水平上均不能令人信服的脱口秀。文质彬彬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粗俗浮躁的政客的挑战下飘然离开,留下更多无法解决的社会乱象,除了妥协就是交易了。
帕斯卡赌注只能落在科技进步上了,如果你不相信科学能够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么满足于传统宗教近乎迷信的仪式,要么就做一个什么也不信的自利者,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奋斗吧。
反正在这数千年文明史中,绝大部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计较之中庸庸碌碌地度过,既不是历史的缔造者也不是推动者,人们只是随波逐流,或者相信能力,或者相信上帝。如此往复,循环不已。
注:
英国、荷兰这些国家能够兴起,都是因为具有将任何未来机会——包括战争——都转换成为当下收益的一整套办法: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正是这些经济制度,最终使人们发现战争几乎毫无利润,从而在战略上去除了消灭对手的选项,这在历史上时从来没有过的——顺便插一句,成吉思汗年代,蒙古人确实将整座的城市夷为平地改造为草原,之所以没有灭绝全世界恐怕还是因为异族实在太多,难以诛杀尽净。这是英国人与蒙古人的本质性不同,是英国人首先发现战争不如贸易,占领不如统领——其实罗马人也是这么干的。
TUMB
2017年6月28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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