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没有城墙，这说明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城邦联合体，可以作为夏朝存在的证据。此外，还有阶层分明的礼器，证明等级社会已经形成。但二里头还是没有文字，艺术品的形式也比较原始，显然还是处于王权的初始阶段。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黄河中下游聚落遗址普遍发现了大洪水遗迹。大洪水之前的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遗址有16069个，而大洪水之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减少到了180个。这说明在大洪水之后，残留的聚落迁居到了郑州盆地的平原居住。夏朝正是这个时候形成的。
这说明了所谓大禹治水并不是治，而是选择了逃难地点。所谓疏通了九河，明显不可能是石器时代文明所能完成的任务。更合理的推测是在逃难地点周边进行了少量的围堤和疏通，其工程量大致上可以从良渚遗址的水利设施推测出来。后来黄河仍然多次泛滥改道，大禹在郑州盆地周围的治水工程也就很难再找到遗迹了。
当然，即便是治理郑州盆地周围的水利，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文明成就。只不过，后世逐渐夸张成为走遍天下，划分九州，治水的足迹甚至跨越了黄河水系，到了淮河和长江流域了，这实在是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