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财产计税、递增税制，同时参考人口数量，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帝国级别施行具备现代税制特征的改革，可谓遥遥领先。两税法将所有的租庸调合并为一，根据财产和所得，合并成单一税，每年征收两次，以货币缴纳税款。更亮眼的是，征税总额考虑政府开支来核定，这又具备了政府财政预算的概念。
改革当年，朝廷的财政收入就明显好转，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末，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 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
但是，两税制仅仅施行了一年多就在事实上宣告失败了，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合理的税制却无法得到承认和坚持？是谁在反对和抵抗朝廷财政收入？为什么？
1、两税制改革影响深远
1.1 改税为币，此后即固定下来，导致二次税收。
1.2 第一次施行财产税、预算制，量入为出，虽然只有个雏形，但开历史之先河，世界首创。
1.3 取消杂税，合并税收，减轻农民负担，及官僚工作。
2、改革措施虽然先进，但缺乏基础，征税技术也不完备，失败是几乎必然的
3、改革未能充分与节度使和富商协商，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尤其是节度使要求继承权，唐德宗不允许。于是次年便发生了泾原兵变，四藩镇反叛，唐德宗不得不出逃。
总之，古代并非没有聪明的办法来进行更精细合理的国家治理，但由于政治制度的粗疏，财税改革往往限于简单粗暴，最后遭到众多利益受损者的联合抵制，而最终归于失败。
王莽、王安石改革均具有同样特征，皇帝和官僚的一厢情愿，体现了他们的思维简单，觉得一纸政令就可以改变一切，谁反对新法就是反叛皇权、反叛国家。但是，利益受损的权贵绝不肯轻易就范，正面提出的要求不得到尊重，那就歪门邪道，把局面搞乱，鼓动各方闹市乃至士兵哗变。最终，各方的利益都受到巨大的损害。
类似的情况反复以各种形式出现，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仅是财税问题，其他政治问题、民生问题，都存在同样形式的政治博弈。
反观西方文明进展，反复博弈以后，最终各方得到了经验，不再一味依赖强权推行政策，而是逐步形成了上下协商，各自让步，尊重承诺，慢慢地就将权力关进了笼子。
这是传统文化没有成熟的特征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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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制在理念上无疑是非常先进的，现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财产税和所得税，并且政府需要制定财政预算，与税收相匹配。
下一次类似深度的财税改革要等到250年后的王安石改革了。王安石改革失败以后，又再过了550年，明代的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几乎是原样复制了两税法的精髓。可见，唐德宗的财政改革是极具深远眼光的历史性改革。可惜，并未为人所广为了解。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唐朝中后期的衰败，正是由于税收和财政出了问题，中央政府要依靠节度使来获得财政收入，逐渐失去了控制力。但是显然唐德宗的两税制改革证明，中央并不是缺乏懂得税收的人才，也不缺少聪明合理的税收方案。
古罗马帝国对行省的税收管理一直施行的是包税人制度，其核心理念其实与两税制相似的，即按照行省的产出按十分之一税额计算总额，由包税人承担征税义务。
但是两税制并没有解决唐朝的问题，反而是更加激化了。两税制颁布第二年，就发生了四藩镇的叛乱，唐德宗仓皇出逃，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在历史上留下了贪财的恶名。
唐德宗在财政改革成功的同时，却搞砸了藩镇改革，使得他成为一个毁誉参半的皇帝。其实，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完全关联的，因为在财政制度背后，一定是权力的博弈。
那么，两税制的博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来说，皇帝和朝廷想要钱，而节度使想要权，继承权。你要钱，我帮你去拿，条件是你让我儿子继承我节度使的位子就行。然而唐德宗严厉拒绝了，于是藩镇就捣鼓出来叛乱了，把皇帝老子都赶出了京城，这下子你就知道不答应我的条件，会有什么后果。
财政改革措施出台，各方本是支持的，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你想拿多少钱我都没意见。两税制本身将纷繁复杂乃至混乱的税收制度清理成简单易行的税制，各方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反对。但，要办事的时候提条件，是中国政治的基本节奏，提的条件不仅是关于要办的事情，以往各种改解决却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都会堆在一起。
节度使是朝廷任命的，本不应该有继承权的问题。但是最关键在于：唐朝的节度使是要向皇帝和朝廷负全面责任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全包一肩挑，有独断专行的权力，有领导军队的权力，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其性质接近于封建领主，而不是州府县官。这种责权利安排是符合当时唐朝面对的现实，也符合鲜卑族的传统。像安禄山这样的节度使，若是不能掌握地方的大权，就无法在边疆长期与外敌对抗。既然是封建领主，自然就有继承权的问题，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理由，才会去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从安禄山的心态来看，我在边疆为朝廷解决了那么大问题，如果成功了是我应该做的，如果失败了还要杀我的头，那我为什么要去当这个节度使呢？
泾原兵变的起因正是唐德宗拒绝了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承其父亲节度使职位造成。作为节度使的儿子，朝廷拒绝了继承的要求，那他就没有任何可以再顾虑的事情，大闹一场最多也不过是一无所有而已。
令人惊讶的并不是李惟岳造反，而是唐德宗怎么会重蹈覆辙。三十年前安禄山正是出于对自己地位的担忧而造反的，一场大乱几乎把唐朝彻底推翻了，如今唐德宗显然误判了形式，要么他以为藩镇不会再造反，要么以为即便造反了，他也能压得住，显然，他失算了，而且连续算错三次。
德宗以藩镇对付藩镇的方法平乱，命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平乱。当时德宗以为胜券在握，不肯任命平乱有功的王武俊为节度使，同时朱滔要求增加其辖地同样被拒，于是王、朱两人对唐中央政府十分怨恨，此时，处于下风的田悦把握机会，成功劝服两人倒戈反唐，于是王武俊、朱滔二人派兵解救了田悦及李纳，之后互相结盟，推朱滔为盟主，四人并且分别称王。同时，淮西的李希烈亦因向唐中央求地不遂，于是叛唐与四镇勾结。黄河下游的藩镇叛乱越演越烈。
建中四年（783年）八月，叛唐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兵三万，围攻河南襄城（今河南襄县），九月，唐德宗为解襄城之围，诏令泾原节度使等各道兵马援救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长安。当时天寒地冻，士兵又累又饿，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优厚赏赐，结果一无所得。士兵们出发到了浐水，德宗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翃犒赏军队，王翃只赏赐粗饭，且饭食腐臭，引起了士兵的不满，导致哗变。士兵们扬言：“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于是击鼓呐喊，进攻长安。姚令言劝解未果，德宗急令每人赏赐布帛二匹，叛军益怒，用箭射杀中使，泾原兵与李忠臣、张光晟等拥立前泾原节度使朱泚（朱滔兄）为主帅，姚令言亦附泚，攻入长安。原来朱泚本为卢龙节度使，后来入朝并愿意留在长安，命其弟朱滔为幽州留守，唐中央之后任他为泾原节度使，故他与泾原兵本相知。朱滔叛唐后，德宗免去朱泚所有职务，软禁他在长安。朱泚被拥立后，与弟朱滔及其他叛唐四镇相呼应。
所以史书对唐德宗的评价并没有错，但他最大的失算之处并不是史书所说没有很好处理藩镇关系，而是在于对财政和权力的关系理解错误。同样的理解错误在此前的王莽变法、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再发生，到了张居正才有所好转，但理解正确的可能只有张居正一个人，张居正死后，就又没有人理解了。
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现象一再出现，显然是由于官僚并不尊重中央政府所制定的财政和税收政策，而不是由于记性不好。为什么不尊重中央政策呢？因为地方官按政策收上来的钱，不够同时支付中央的要求和养活自己——那我为啥老老实实按照你的要求做呢？
王莽也好，唐德宗也好，王安石也好，甚至张居正也好，他们认为天下应该如何如何治理，其中包含了皇帝要多少，官僚应该拿多少，百姓留多少。这些改革家大体上知道皇帝的胃口，也知道百姓的疾苦，唯独不懂官员的胃口。或者说，不是不懂，而是不在乎。
从汉代以来，官僚的正式收入都是极低的，原因很多，包括儒家作茧自缚、法家的不愁没人卖命等。但显然，所有的官僚和节度使的心态是一样的：我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要杀头，为啥要做好？你不愁人卖命，总会愁事情办不成吧？回头一想，要刮地皮也是为皇帝刮地皮，那就一切释然了。
唐德宗的短视在于他不仅不能读懂节度使和官僚的心态，还没能做好有效的准备，当有人掀桌子的时候，他真的震不住台面。正史的观点也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认为他不是一个聪明的皇帝。但我想，这也是不懂财政不分家的思维导致的。你的财政政策本身再合理，没有体现相关方面的要求，那理论上再合理都没有用。
比较明白道理的皇帝是雍正，他把官员的灰色收入合理化，建立了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收入足以支付体面的日子。不过雍正太晚了，如果唐德宗有他的见识，那么就有机会真正的重新振兴大唐盛世，为中国政治制度创立一个好的标杆。等到雍正皇帝就已经太晚了，刮地皮的财政制度已经执行了一千多年，所有人的意识和观念都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传统，靠一个雍正有什么用呢。
一厢情愿，不考虑他人的利益，一味依靠权力来施政，从而导致翻车，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可悲的是，一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改变！！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德宗任他为新任成德节度使，继承父亲，但被德宗拒绝。李惟岳于是联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同举兵谋反，史称四镇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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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颁布以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末，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 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 [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4%E7%A8%8E%E6%B3%95/845052
唐德宗于建中元年采纳杨炎的建议，废 除租佣调制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 指将过去的田税、户税并为一税，每年 分春秋两次征收。租佣调制是以户为课 税对象，而两税法是以地为课税对象， 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合理，是中国赋 税制度的一种重大变革。“两税法”有六 条原则，即 ：一是量出制入原则——财 政有多大的支出，就征多少税 ；二是居 住地原则——按居住地立户籍征税 ；三 是按资产征税原则——资产和田地多 的征税多 ；四是折钱纳物原则——以货 币计税缴纳，农产品必须卖成钱或按市 值折算成钱缴纳 ；五是夏秋两次纳税原 则——纳税时间的限定 ；六是保留丁额 原则——以前的租佣调制按丁（户）征 收，保留定额是为了作为参考。两税法 的要旨是政府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 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地方 征收。“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 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 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合并为户税和地 税。“两税法”，是中国历史上实物税向 货币税转化的发端。
https://www.zgcznet.com/upload/202002/20200212/20200212094201/ZGCZ2015_14/PDF/chapter42.pdf
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启用杨炎为宰相，于780年正式施行两税法。关于两税法的记载，见《旧唐书 杨炎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http://www.71.cn/2013/1031/742081.shtml
这三项措施，第一项征收对象是交易中的商货和有交易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项征收对象 是有田者，根据占有的田亩征税。这两项德宗虽然已经首肯，但赵赞在权衡利弊后，没有推行。 第三项铸大钱 的 举 措，肃 宗 乾 元 年 间 第 五 琦 已 经 推 行 过，但 不 成 功，反 而 受 到 贬 黜 远 州 的 处 罚。③ 赵赞这次铸大钱的结局和评价尚未见记载，但由于泾原兵变，赵赞很快被贬，应该也没有 推行。这三项都没有实际推行，那为何最受诟病的前四项却能强行推行呢？ 四项实际推行的举措，主要在京畿地区，④ 但涉及面非常宽 泛，几乎与所有的城市居民有 关，既得利益集团也受到严重损害。 财税新举措中的借商和括僦柜质钱推行于建中三年六月，税间架、除陌钱法推行于建中四 年六月，当年十月即发生了 “泾原兵变”。起因是李希烈在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后，与缁青、成 德等藩镇联合反唐，围困襄城，唐德宗只好征调各道兵驰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所带士兵，冒 雨寒携家眷而来，但没得到希望的赏赐，骤然哗变，“‘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 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⑤ 德宗的宣慰、赏赐举措，仍然不能阻止叛兵对大内囤 积财物的垂涎，叛兵还对因惧怕而四处奔逃的居民喊话： “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 汝间架陌钱矣！”德宗遣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安抚叛军，其时叛军已列阵于大明宫正南门 丹凤门外，长安居民 “聚观者以万计”。⑥ 德宗慌乱中，出逃奉天 （今陕西乾县）。 兵变最终被 “勤王”的各路藩镇平定，德宗则在重臣陆贽反复劝谏和 “勤王”有功藩帅的 兵谏下，于奉天行宫颁布赦书，赦免除朱泚以外参与叛乱的所有将士，嘉奖勤王将士：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 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 大 悦。及 上 还 长 安 明 年，李 抱 真 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⑦ “士卒皆感泣”应该主要是指被赦免的叛军将士和定难功臣。联系前文提到的因各项新举措引发 的 “下民流怨”、“人心愁怨”等描述，“四方人心”也应包括因加征商税和间架税等临时性征税 的承受者，“停罢”这些税的受惠者更具有广泛性。德宗被迫将卢杞、赵赞等贬到远州，⑧ 宣告 了仓促推出的财税新举措彻底夭折。
http://zgjjsyj.ajcass.org/UploadFile/SiteContent/FJList/nylhwiwt.pdf
自安史之乱平定后，黄河下游各个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后来更世袭相传，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后，其侄田悦继承魏博节度使一职，唐中央也无法过问。唐德宗继位后，决心对付地方的藩镇。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德宗任他为新任成德节度使，继承父亲，但被德宗拒绝。李惟岳于是联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同举兵谋反，史称四镇之乱。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6%B3%BE%E5%8E%9F%E5%85%B5%E5%8F%98
赵光奇答德宗问（资治通鉴卷二三三之六）
2022-05-10 00:03
发布于：山西省
贞元三年十二月庚辰(初一)，唐德宗去新店打猎，途中来到一个名叫赵光奇的农民家中。唐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 百姓乐乎?）”赵光奇回答道：“不高兴。（ 不乐。）”唐德宗问道：“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今岁颇稔，何为不乐?）”赵光奇答道：“因为朝廷下发的诏令没有施行。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之内的搜刮竟比两税本身还多。后来又说是粮食官买，但实际上却是强取豪夺，根本看不到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就可以，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马死累，倾家荡产也难以支撑下去。百姓这般忧愁困苦，还有什么可高兴的!朝廷每次颁发诏书都说要优待并体恤百姓，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 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唐德宗听后，命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德宗听了赵光奇的一番申诉后，所做的竟然不是举一反三、认真整肃吏制，而是仅仅施恩于他遇上的这一家，其心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