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呢？00000

法家思想可以让国家变得强大，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完全靠的是法家——即便是反对者也无法否认这一段历史。

至于后来秦帝国失去控制变成暴秦，是另外一回事。从汉代以来，儒家在法家之上，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中国这个巨无霸国家的平衡。

外儒内法，这个我认为最精炼的总结，意思是，儒家是法家的面子，法家是儒家的里子——这是历史经验。

国家追求强大，家族家庭、企业个人，全都想要追求强大——这是现实动机。

历史经验和现实动机都是在现代人而言，古人从来都不需要后人的评价。

对于现实，我有两点思考结论：

一、法家思想是一种权力思维，而权力思维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中。

二、法家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特征，与诸子百家皆不相同，而当代中国人正好具有这些特征。

换句话说，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法家思想是中国人内生的思想，并不是像表面那样由外而内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

我这个看法可能突破了很多其他人的看法。

通常，人们认为法家思想是国家或者至少是集体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法家思想应该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普遍的思想，否则就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中国会有两千年法家思想治国的历史。

但要想说清楚我的看法有一个困难：需要完整地阐述法家思想。

因为仅凭举例子说明是不足够的。儒家法家，毕竟已经经过了两千年的打磨，思想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搜索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能得到无数的结果，通过举例子来编织看法，这种事情已经足够多了，绝大多数都站不住脚。

所以，需要一个全局的视角，从结构和特征出发去思考，到底法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固有的思维之中。

关于结构比较分析这种方法，我在《稍微谈一点点方法论》中，大致上做了一个说明。无非是想自己的看法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意思。

以现代人的认识来看，法家思想无疑是一整套的思想，不仅只是政治哲学。不过，法家思想不是显学，《韩非子.显学》第一句话就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长期以来，相关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法家思想的全貌却似乎始终在公众视野之外。

这也是其他中国哲学乃至各种古代哲学思想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博大精深”既是在形容思想内容广泛深入，也是在批评没有系统，结构不清楚。

因为没有名家大师的结构分析可以直接引用，我就得自己去提炼。没有达到学术高度以前，我恐怕是维克多雨果所说的，“把表面现象看作实际情况的人”。

不过，作为一个“天真率直的评判者”，我也还是有发言权。

或者说，我仅仅是在叙述一个思想原型，如果有朝一日这个原型可以达到某种学术高度，或是被广为接受，那自然是一件令我开心的事情，现在还是不要想那么多，先把自己的想法理清楚，这最重要。

以下我所归纳的法家思想的特征，基本上内容都是来自前人提炼过的知识和结论。从这个归纳出发，我再做一些更开放的、个人视角出发的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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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的特征

法家的内核——有上限没底线的权力思维

所谓“法家思想是一种权力思维”，意思是说，法家思想是建构在权力之上的。围绕着已经成为现实的权力，法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用于加强权力，提高效率。

也可以说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思维，统御一个集体，需特别的思想和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营造和维护权力，其目的就是实现以少数人统御多数人，让多数人按照少数人的想法去做。

法家的法，是办法的法。虽然法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套办法的理论化，但法家并不研究更深入的问题，不讨论权力从何而来，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统御方式。

我这个认识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出于法家并不考虑权力来源的问题，而专门研究如何运用权力。法家不被承认是一种哲学，原因也在于此。

不思考事物的本质，只解决问题，因此就是办法。

思考事物本质是向上，不思考就是不向上；研究办法是向下，不择手段就是无底线——法家思想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

重复一遍：

思考事物本质是向上，不思考就是不向上；研究办法是向下，不择手段就是无底线——法家思想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

这个描述很俗气，完全没有学术特点。但是，学术化的文字令人乏味。

学者们大多认为法家既不追求法哲学也不追求法理学，甚至连法学也不算。

胡适的原话是：”这三个人（指管仲、申不害、商鞅）都不配称为法家。“（《中国哲学史大纲》）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1917年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时候的读书笔记，年轻人观点激进可以理解。但胡适这种观点仍然是绝对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学者们的概念体系中，法哲学是思考法律的本质，向着形而上的方向；法理学是思考法律的理论，向着规律性的方向；法学则可以是指职业知识和技能，或者意思等同于法哲学。

通常意义的法学是法条、判例、程序等等，这已经是最低的追求了。可偏偏法家就是不追求法条、判例、程序的，稳定不变、公之于众，尤其是在韩非李斯这样突出的法家代表人物身上体现最为充分。”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韩非子.主道》）

为什么要‘不可见’、‘不可知’，理由起码两个：1）不可知才最可怕，赏罚二柄才能发挥最大作用；2）保留灵活性，以便随时满足君王的要求。

商鞅似乎是个例外，法家是“以法治国”的说法正是从商鞅变法而来。商鞅的法是公示的，徙木立信是第一步，要的就是民众相信。废井田、废分封、开阡陌，垦草令，二十等爵军功，连坐法，焚儒书，等等等等，样样都是先说后干，样样都要兑现。

但由此得出‘以法治国’未免太过激进了。我有两点反对：1）这些变法措施都是政令，既不是刑法也不是宪法。政令随时可以修改，商鞅自己都改了多次。2）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刑法《秦律》从未公之于众，现在考古发现的秦律竹简虽然有一千多片，但内容散乱，说明并无统一的版本。

顺便提一句，中国第一部公之于众的法律，是郑国子产的铸刑鼎，但遭到各方——包括孔子——的激烈反对。下一次公布要等到两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主持编订的《大明律》了，但也只是在官僚系统中公示。成吉思汗的《大札萨》是比大明律更早的法律，而且还有宪法性质。不过，还是不算做中国的法律吧，免得扯不清。

另一个例外的法家人物是慎到，他的思想既有法哲学，也有法理学的成分。很多乐观的学者在慎到这里找到了中国法制观念的起源。不过，慎到的思想似乎并没有对中国的法制或者司法发挥任何作用。他本人的法家身份也一向有争议。慎到是在著名的稷下学宫讲学的学者，与其他法家人物皆不相同。所以并不总是被视为法家，《四库全书》就把《慎子》归到杂家一类，说明慎到的思想与人们所公认的法家思想有相当距离。除了学者，很少有人对慎到和他的思想有兴趣，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个人跟法家的关系。

因此，正宗的法家思想就是集大成者韩非，经过秦国一百多年的完善，形成了完备的法家治理体系，传承两千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套治理体系中，成文法、法哲学、法理学，都是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做学术研究可以去钻研发掘，作为对法家的普遍认识，那是完全偏颇，不符合实际的。

再说说底线。

人们通常理解的“底线”是指最低道德水平，以及基本的人性。目的要道德，手段要道德，要符合人性。可惜，法家做主的时代不太一样。

马基雅维利有一段名言：“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 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

这段话非常法家。马基雅维利写了两本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想名著，一本论君王（中文书名《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族，另一本论共和国（中文书名《李维论》），献给佛罗伦萨共和国——两边都没有用他，他在贫困交加中死去。把这个人列为法家人物，似乎没有什么违和感。

后世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界线，因为人人都可以从他精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政治几乎就是在道德之外的。

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早了1800年，实话说，我认为韩非子论述的范围和深度要远超马基雅维利。在道德问题上也是同样。

韩非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反道德的，《韩非子.五蠹》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全部归于”邦之毒也“。其中讲道德仁义的儒家名列第一，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国家要强大，首先就是要消灭五大蛀虫、毒害。道德、美德，要以国家强大的标准来评价，这岂不是反道德吗？

反道德的结果就是没有道德底线。体现在表面上，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当然，古代和近代还是很大不同。在现代社会里完全没有底线已经是很罕见的，绝大部分人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强制约束。但是在灰色地带，中国人往往就感受不到有约束了，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

道德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许多人不知道怎样回答的问题。我做过许多次实验，绝大部分人连基本的认识和思考都没有，其中包括国企高管，也包括海归博士。

我善意地理解韩非并非刻意哗众取宠迎合君王，而是从观察当时礼坏乐崩的现实，得到了反道德、甚至反社会的思想倾向。同时，也是因为儒家的道德理论一直不够完善。什么是仁义礼智，孔子语焉不详，孟子、荀子则各有自己的发挥。儒家思想这部分的理论要到朱熹的理学出现以后才会有继续完善。

中国人没有发现上帝，中国人没有发现对人类有道德要求的神。在基督教文化中，道德来自上帝。圣经中的道德教条很具体、很清楚，并且不容许挑战。人们不知道最初的道德是从何而来，但却坚定地信仰。这或许是来自偶然。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从很久远的过去，东西文化已经分道扬镳了。

法家不讲道德仍然是事实，但这不是法家的问题。因为儒家才是讲道德的思想和学问。儒家和法家在秦汉之变以后终于找到了完美配合，相当于实用主义者有了理想主义的追求，有了儒家道德约束，就不再不择手段了。

只不过，这个底线更像是一个紧箍咒，是强行加上去的。在实际中约束的效果也并不是像紧箍咒那么理想，经常只是像唐僧的唠叨——听也罢，不听也罢。

在漫长的历史中，乃至当下，儒生约束不了皇权，这总是最简单清楚的事实。

不过我想，公平来说，儒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完成了制约法家的使命。因为历朝历代的官僚和皇帝都是读儒家书籍长大的，儒家道德观念尽管比较含糊，还是得到了普遍的信仰，应该算是一种内生的观念。

这符合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即道德只有在作为普遍法则的时候，才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我想，儒家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

儒家的道德仁义之所以能够约束法家的不择手段，正是因为道德仁义是普遍的法则。或者，换句更通俗的话说，天人交战的时候，随意拿来的道德说教根本就不起作用。

不过，儒家没能给法家出一条清晰的底线，在实际问题面前，儒家的道德观念经常是苍白的说教。儒家不停在做的只有两件事：重复强化，和高举道德审判。

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我在这里整理的思路，仅仅是在归纳对法家思想的认识。其中涉及到好几个颇有深度的主题，我还要另行思考讨论，就法家思想而言，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楚明白。

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儒法斗争”。“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是郭沫若在1940年左右写的十篇批判文章，分别对法家、儒家、黄老、以及吕不韦与秦王政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判。毛泽东用这首著名的七言诗掀起了一场推翻崇儒反法的思想运动。

这里牵涉到了好几个内容巨大的题目，我要稍后再拿起来讨论。在这里提及这些题目的的目的在于，说明认真审视法家思想的必要性。

一直以来，我能感觉到，经过漫长的历史进化和剧烈的近现代思想冲击，法家思想仍然是赢家，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认为其原因，正是在于法家的核心思想十分坚实，并没有随时代和环境的转移而变化。

法家的内核是删掉了权力来源

更大的问题是没有了儒家。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儒倒儒始终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最大主题之一。时至今日，在中国还剩下多少儒家文化传统呢？外儒内法，现在外儒只剩下一层皮。

现代法制和古代法治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明确的界限：王在法下还是王在法上。只要还有在法之上的权力，就是以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

在儒家文化圈，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内法已经从法家转变成了现代法制，唯有中国还是法治——以法治国，以法治人。

简单总结一下，法家思想的特征就是没有向上的追求，因而变得没有底线。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特征。

与其说这是总结，不如说是一种观察。这种观察恰恰是在儒家渐渐淡去以后，法家不再受到严格的约束以后，才显得更加有意义。

治国、治人，唯一的目的似乎还是与两千五百年前一样，要谋求强大。为什么要强大，原因似乎是根本不用说。

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秦汉之变的历史经验了。国家强大的代价是什么呢？结局是什么呢？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敌人的，一百年后，儒家文化名存实亡。法家的内核逐渐暴露了出来。

这正是我想从头梳理思想的最初动因。

第二个特征：权力金字塔

法家办法的上限是王权，所有权力的来源一直追溯到君王便不再追问了。王权以下，则君臣父子，层层展开。

王权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奉天承运，是一个方便的说法，谈不上什么道理。不过也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回答。

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总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因为似乎无法避免，那唯一可以关心的只是如何取胜或者至少不败。

从已知的东西方历史来看

法家并不关心合法性，《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申子》、《慎子》等等，法家著作从来不讨论权力来源的问题。法家关心的只是如何做领导。法、术、势，实际上说的都是办法，运用权力的办法。

为什么会不关心权力的由来，与其像某些大师那样说法家浅薄，不如说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商鞅见秦孝公三次，秦孝公从帝道、王道、和霸道中选了霸道，相当于选择了走军备竞赛的国家路线。这实际上已经无限期搁置了对帝道和王道的思考探索。

这个世界应该有什么秩序才能让万民百姓安居乐业——帝道，如何才能保持世界秩序不用战争——王道，都不在秦孝公的考虑范围内。唯有霸道是现实的，不管是在商鞅之前，还是商鞅之后，法家被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思考回答。

现代人没有资格去指责秦孝公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国更早的历史中看到，军备竞赛早已经开始了。商周时期的‘方伯’，实际上就是统御一方的小霸主。如果不去称霸，就只能被称霸，这是我对秦孝公的理解。方伯称霸的唯一方式，就是武力。

或许在其他那些竞争失败了的小国家的历史中，已经有人在思考和讨论秩序和权力的本质问题，但肯定是属于已经失落了的历史，不属于现实。

古代的王权几乎接近于绝对的权力，这种绝对权力从何而来，至少要到汉武帝时期才会成为一个问题。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解决的就是现代政府所谓‘合法性’的问题。尽管‘天人感应’、‘奉天承运’是很粗糙的说法，最终还是被普遍接受继承了下来。

在现代人来看，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

从这个角度看

因此，所谓的“以法治国”是以满足王权的意志来立法，也就变成了办法的法。

想办法去实现权力的目的，但权力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法家从没有说清楚——不关心目的，只关心手段，这一点是法家思想的最核心特征。

法家的完全失败也在于没有说清楚王权的目的或者说国家的目的，否则就不需要儒家思想了。

《韩非.主道》中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意思是，君王的欲望和倾向，都不要让臣下看见，否则臣下就会揣摩迎合。

可见，在韩非的法家思想中，君王的目的是不应该让臣下了解的。

他又说，”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意思是，不仅不要说目的，方法也不要说得清楚，这样才会有用。

但是，很显然，一个君王可以没有目的吗？

这一点在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和李斯的对话中就已经体现得很充分，在此，我要引述一下，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场重要的对话。我直接翻译成白话文，原文可见于《史记.李斯列传》。

胡亥：现在我君临天下了，想要满足我耳目的喜好，尽情享乐，这样宗庙和万姓都得到安乐，永远保有天下，一直到死，这样可以吗？

赵高：这正是贤明君王要做的事情啊，昏庸的君王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胡亥：贤人拥有天下，专门就是为了适合自己而已。如果对自己都谈不上有利，那还说什么治理天下呢！

李斯：贤明的君王一定能够运用”督责之术“，一旦督责，臣子就不敢不竭尽所能为君主效命，这就是君王和臣下的名分所定的啊。所以啊，君主一定是独裁天下，而不受制于天下任何事情的。韩非子说过，慈母多败儿，严家不会出强盗，为啥呢，因为可以重重地惩罚……

法家思想的外延：法术势

1、法家的法

法家的法是办法的法，不是法律的法，学术届人士对此非常清楚。法家对应的英文词，legalism，是一个容易导致误解的翻译，一定要跟一个说明，legal中有一个更准确的翻译：house of (administrative) methods，一屋子办法。中国的法学界最多追溯到秦律，绝不会牵涉到商鞅韩非。

2、哲学底子

无神论、进步主义、性恶论、等级观、督责

正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认识。

3、缺什么：善恶、公正、神

4、法术势与美国实用主义

5、法家统治：秦制度

6、现代中国人的普遍意识

house of (administrative) methods / standards

官僚和国营经济，并不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