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3——阳谋、阴谋、合谋

王莽是怎样当上皇帝的，想要还原这件事并不容易。毕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史书还经过了有意识的修改。

1、阳谋

九锡，是九种天子才能用的事物，并不一定是锡做的东西。包括车马、衣服、护卫军、乐器等等，全都是极尽奢华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奢侈品沛纳海、爱马仕，但未经允许绝不能自制、仿制。

九是皇帝的数字。九种赏赐，就是所有最高的赏赐，臣子是不可能全部得到的。在王莽以前对臣子的最高礼遇是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九锡是最后一步，“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那么，下一步就是“开七百里之宇“，也就是要建国了。相当于凯撒越过卢比孔河，不是国家的主人，就是国家的反贼。

按照《汉书》记载在元始五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提出建议，太皇太后批准，给王莽加‘九命之锡’。这个时候，王莽已经确凿无疑地要当皇帝了。

王莽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九锡的人，应该也是九锡这个说法的发明人。此后，‘加九锡，当皇帝’就成了臣子变身皇帝的标准流程，从曹丕、司马睿一直到杨坚和李渊，全都按部就班地照做。宋元明清的时候，或许没有人篡位，九锡这件事就不再被提起了。

评书演义和京戏中为了刻画人物，把这一套戏码演得十足，于是篡位看上去很简单，只要给自己不断加待遇，加到与皇帝平齐，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你要做皇帝，然后就顺理成章做了皇帝。不过，显然先要大权在握才行。对于老百姓来讲，只能理解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不就是阴谋、暗杀之类。在王莽这件事来说，好像并没有动武，所以只能是阴谋。

所以，九锡之前是阴谋，九锡开始就是阳谋，一清二楚。汉书里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意思。至于王莽到底什么时候起心动念想做皇帝的，倒是没说。

我在前面的分析中提出的看法，基本上是倾向于九锡之前王莽本人并没有什么阴谋，他所做的那些表现，其实比阴谋还要难得多，尤其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干掉了，实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已经超出古往今来任何阴谋家所可能达到的高度了。

哦，对了。王莽的大儿子王宇被逼着自尽，并且，怀孕的妻子也被王莽一起处死了。“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这简直超乎想象。即便不考虑这事发生在家里，完全可以掩盖过去，至少还可以赎刑。汉惠帝时就有规定，买爵三十级可以免除死刑，一级值二千。汉武帝为了敛财，更是打开赎刑的方便之门。

王莽把儿子、媳妇、乃至未出生的孙子都杀掉了，几乎可以肯定是道德判决，而且道德审判的原则已经远远高于儒家的标准。尚书曰：“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饶恕儿子也并非没有依据。后来另外两个儿子的遭遇其实也差不多，都没有得到王莽的任何宽恕。

王莽不仅实现了“法不阿贵”，还实现了越尊贵刑罚越重，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王莽打算篡位夺权，就不应该对儿子如此严苛吧，总要留下一两个儿子来继承权力吧。那些说王莽阴谋篡位的人，应该想想一位阴谋家若是能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那他篡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虽然没有民主选举地传统，但如钱穆所言，却不缺少民主元素。做孝廉需要推举，做皇帝更需要各方权贵、公卿士大夫了、乃至平民对实际同意。据说，向推荐建议王莽当皇帝的奏报达到了数十万份之多。当然，按照阴谋论的观点，这些都是假的。不过，我感觉数量大到这个程度，恐怕并不是很容易炮制出来。大规模的造假总会留下痕迹，而史书中并没有记录。

所需要的还远远不止推荐。大司徒在建议王莽称帝的一份奏章中，罗列了12桩王莽的大德行、大功劳，每一件都有事实依据，每一件都不容易实现。其实王莽在掌权期间完成的KPI还不止这12件。所有这些功德，才是最难的戏码。王莽足足花了30多年。

后世篡位的那些人，心念念的是如何得到天下拥戴而称帝，因为他们缺的正是王莽所得到的。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王莽是怎么做的，只不过难度太高，王莽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模仿还是可以的，把最难演的部分删掉，上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委任亲信把持朝政，然后照着王莽的剧本一步一步演，谁不服就直接干掉，永远是唯一候选人，永远全票通过……这样效率就大大提高，不用三十年，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搞定——只是显得太粗暴、很不敬业。

不过，即便如此，曹操、司马懿还是不敢直接称帝，做到九锡这一步就停下来了。为什么犹豫呢？显然还是有所顾忌，可见这场戏的难度实际上仍然是非常高的。

即便王莽真的是阴谋篡位，花了至少三十年，谨言慎行、做人品、积人望、攒德行、立功劳——演戏演到他这个程度，就算是假戏，也已经真做了吧。

所以，我说，王莽篡位最多只能说是一场阳谋。即便他有什么谋划，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光明正大’的。在王莽之前，并没有篡位剧本可供参考。如果以今天的政治眼光来看，王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找到了一条获得最高权力的路径。然而，儒家一推棋盘说你虚伪，就此绝不认输，真是和耍赖没有分别。

2、阴谋

话说回来，王莽上位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阴谋，最像阴谋的事情其实是选择汉平帝。

汉哀帝没有儿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和王莽从汉成帝的孙子们中挑了汉平帝。《汉书》记载，这位汉平帝有严重的先天疾病，经常会忽然失去知觉，浑身发青，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很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王莽加九锡那一年，年仅14岁的汉平帝忽然死了，应该是正常死亡，这时候已经没有必要暗杀了。汉平帝也没有儿子，王莽选了年仅2岁的刘婴做皇太子，自己做摄皇帝。三年后，王莽自称‘假皇帝’，又过了一个月，王莽就称帝了。

但是，西汉末年的皇帝大多无能而且短命，被曹操挟持的汉献帝刘协，反倒算是活得长的。这一切并不是从王莽开始的，而是要把帐算到汉武帝头上，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另外还有两件大事和阴谋沾边，不过都另有主谋。

第一件大事是太后夺印。

《汉书。王莽传上》“莽还京师岁馀，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这件事的写法明显是在暗示主导了暗杀汉哀帝、傅太后、丁太后，然后派太后去取了印绶。不过，理由并不充分。

第一个理由已经在前面说了，这件事即便有，在王莽来说，也是为实现儒家理想而奋斗的手段之一。第二个理由则是要看太皇太后本人。

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氏家族的兴起和长盛不衰全在于她。一个官僚的女儿，被送入宫中，为太子生了下一个太子，然后把自己的兄弟子侄统统提拔成执掌大权的重臣。这条外戚发际的路线，看上去就这么传奇，但其实绝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刘家被汉武帝的组合拳打得彻底残废，外戚获得了最好的掌权机遇。于是，皇帝和太子娶谁家的女人就变成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了。实际上从吕不韦的成功以来，君王和太子就不太可能随便碰女人了。

王政君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到底是怎么入选为太子妃的，又怎么忽然生下太子的太子的，里面有很重很重的阴谋味道。首先是王政君原先已经许配人家，但尚未过门男方突然死了，而且连续发生了两次；其次是太子原来已经有十多位嫔妃，但从没有过孩子，太后就送了几个女人给太子选，其中就包括王政君。这位太子可能已经对儿子不抱希望了，就说随便吧。于是王政君就入选了，而王政君则”一幸而有身“，这是《汉书元后传》的原文。

现代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有那么多女人都没怀孕，显然太子有问题，多半是精子稀少病变之类的先天疾病。然而王政君却一炮而孕，而且就生了汉成帝刘骜一个儿子，我几乎可以肯定太子头上绿油油。

不过，我们要这么想：班固没有有现代人的遗传知识，所以他没有办法确定这里面一定有鬼，更不可能故意这么编故事来欺骗后人，他能做的只有记录下来。所以，我认为这段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总之，王政君吉人天相，一帆风顺作了61年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一直到王莽登基后五年的时候，才去世。这是有史以来最长命百岁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在位时间与康熙皇帝相同。王政君的寿命实在太长，她的皇帝丈夫汉平帝、皇帝儿子汉成帝、皇帝孙子汉哀帝都死了，她还活着。

王政君有八位兄弟，真是好兴旺的一族外戚，每一位兄弟都当官掌权、封侯只除了王莽的父亲王曼，他在太子登基以前就已经死去了。这位太皇太后实在太重要，以至于《汉书》在《外戚传》以外，再立《元后传》，详细记述了她一生的事迹。

从《元后传》中可以看出，王政君是一位很有存在感的太后，虽然不如吕后那么强势，对局面的掌握却一点也不逊色。老太后始终罩得住王家兄弟，也罩得住王莽。

“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也就是说，老太后直接去收了印绶，再招的王莽。直接收印绶这件事十分霸气，毫不拖泥带水，也并不依靠旁人，不动刀兵，去就拿来，然后说给谁就给谁。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皇帝换了三次，太后都能一直罩着王家兄弟，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手段更刚强，可谓老而弥坚。

王莽在老太后眼中只是王家明面上的棋子而已，要说王莽倒过来能操纵太皇太后，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至于汉书中说王莽篡权以后，太后的种种气愤、失望和悔恨的言语，早就有史学家指出了——多半是班固编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始终姓王不姓刘。

第二件与阴谋沾边的事情是关于国师刘歆，他和他父亲刘向是《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两个人都是时代级的学问家。

不过这件事是无法证明的阴谋，或者说，这件事若真的是阴谋，那可能就是惊天的大阴谋，经历了一千七八百年，还仍然未能被揭穿。

康有为在1891年写了一本书《新学伪经考》，他说《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媚莽篡汉“而伪造的，“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指责，康有为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后来钱穆写了一篇驳斥康有为的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了康有为文章中28个不通之处，甚至指责康有为是抄袭，钱穆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然后，顾颉刚也写了一篇文章《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在文中对钱穆先生的反驳又提出了诸多挑战，并表示了对康有为观点的支持。在康顾文章期间，崔适、范文澜、钱玄同等人也加入讨论，直至当今，也还是不断有人提起这个话题。

但是这番争执里面确实有一件对王莽继承皇帝位置非常重要的事情。康有为发现，三皇五帝到底是谁，在刘歆这里发生了改动，多了一位“少昊”。这一改动的后果，是崔适发现的。崔适按照当时汉代的五德始终学说，发现正好因为多了“少昊”，刘歆才能够排的出来汉朝是火德，新朝是土德，以新代汉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少昊”，就乱了套。

我们这些非学问家根本没有资格去验证康有为和崔适的资料来源和推理过程。但不要紧，有顾颉刚先生在。顾颉刚本人和他的《中国上古史讲义》，都是权威中的权威。他在《讲义》前言中，就专门讲了多了少昊有什么影响这件事。有了顾颉刚先生的背书，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去进行下一步思考了：为什么刘歆要加一个少昊进去？

显然，加一个少昊，五行始终就完整了，对王莽极为有利。刘歆作为王莽亲自任命的国师，还有京兆尹、红休侯、少阿、羲和（祭祀之类）这些名头，担任着当时最权威的文史编纂工作，岂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吗？既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机会，岂不是最大嫌疑人吗？

康有为指证刘歆篡改文献都是为了王莽篡位做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钱穆说并非如此。我既然并不赞同王莽有什么篡位，自然也是站在钱穆一边的。不过，康有为也不是全无道理，毕竟还有其他的学者，也有不少类似的考证研究。

文献文本不一致是事实，但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证明是不是刘歆干的，是出于什么原因干的。这些偏差不一致，可能是经过了刘氏父子的学术考证，也可能就是为了王莽造假。这个时代已经太久远，资料早已泯灭，我想康钱顾等人之争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进展了。

即然如此，如果我们还要主张刘歆和王莽是合谋，那就更没有根据了。

总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阴谋，只不过，像王莽这么大的阴谋，我认为古往今来还从来没有过。与其说是早有预谋，不如说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谓，时也运也，时势造英雄。

王莽阴谋篡国这套理论的成因并不是来自于历史中完整的记录和踏实的证据，而是出于更简单直接的理由：东汉刘秀需要一个刘姓继承的理论，所以王莽只能是篡位。但其实这也是个不怎么好的故事，因为姓刘的很多，何必要你刘秀呢？

说到刘秀这个名字，到还是要再补充一点关于谶纬之术和祥瑞的事情。这些迷信的事情我从来不当回事，前面也就没有提到。

人所周知，谶纬之术一直与阴谋紧密关联的。什么大楚兴陈胜王，王上加白等等。王莽时代有一本《赤伏符》的纬书，书中说有一位叫刘秀的，会继承汉统为王。然后有人发现刘歆就曾经改名为刘秀，远在后来真刘秀出现以前。这样看来，似乎刘歆是个大阴谋家。不过，这完全是附会，刘歆改名是因为汉哀帝名叫刘欣，欣赏的欣，同音不同字也要改，不然会害人害己。

所谓阴谋阳谋，在今人和古人看，其实有很大不同。捣鼓迷信本身是阴谋，却也是当时，尤其是汉朝，具有特别重要影响的阳谋。说白了，谶纬之术、伪经谁都可以编，这些东西既是迷信，也是学术，在当时很难分得清楚。

不过，不管怎么编，实质都是要能够自圆其说。王莽这一套在后人来看，似乎充满了阴谋和操纵，其实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非常圆了，我觉得几乎完美，完美到难分真假。相信王莽应该得天下当皇帝的，绝不之王莽和他的爪牙，而是有更多的层面更多不同的人，都有同样的期望。

所以，我说王莽上位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阳谋，而是合谋，一场没有主谋的合谋。

3、合谋

我这里所说的‘合谋’，是不谋而合。有很多其他的词汇可以表达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比如，历史的归宿，人民的选择，众望所归，必然性，等等。随便用哪个词都可以长篇大论，让人不得不信服。

但所谓必然性，是一个伪问题。一个时代总有一些大趋势，尤其是从后世来看历史，有些变化在当时还看不一定能看出趋势，在后人来看却十分明显。但历史也总有各种人类难以预料的变化，能说清楚什么是大趋势，什么是最重要的偶然因素已经足够了。

我只想做两个归纳：一个是有哪些人支持王莽，另一个是西汉时代大背景中重要的变化。如果大多数人都支持王莽，大背景的变化都有利于王莽，那么就已经够了。

先说说西汉时代背景的变化。这里面有这么三件事情，是可以从正史中清楚解读出来的：第一、刘氏衰微，宁有种乎再次成为问题；第二、整个西汉充满了残酷的权力斗争；第三、儒家岌岌可危，于是走向原教旨。

汉武帝有些神武，但算不上英明。为了和匈奴开战，把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国家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为了搞钱，把国家搞得疲惫不堪，连告缗令这种邪恶的招数也用上了。但汉武帝干的最愚蠢的事，则要算是杀了看上去还挺有能力的太子，以及彻底废掉了所有刘家后人的势力，从而动摇了本来已经渐渐稳定的刘家天下。

汉武帝把刘家当作自己最大的敌对势力，一方面是要自己专权，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文景帝时期，连续有诸侯王造反，尤其是景帝，甚至不得不杀掉最仰仗的大臣晁错，来平息诸侯王的怒气。然而，汉武帝显然又是搞过了头了。

最出名的是推恩令，即将长子继承制改成诸子均分制。一个诸侯王每一代都均分继承封地，这么一来，要不了三代，诸侯就会变成普通地主。并且汉武帝还大量地封侯，加速切割诸侯封地的进程。然后还有酌金律，向刘姓诸侯强制争取高额的人头税。再加上附益法，严格禁止诸侯与官员接触交往，这样就无法积累财富和社会关系。

经过这一系列组合拳，刘姓家族虽然人数众多，实际上已经被强制拆散了。像七王之乱、诸侯造反的事情确实再也没有了，同时，老刘家也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没有钱，也没有政治资本，怎么能有执政的能力呢？刘姓子弟甚至无法通过做官来锻炼个人能力和积累政治势力，离权力自然越来越远。

刘姓的没落，这是王莽时代最重要的背景条件之一。西汉末年外戚之所以能够长期垄断权力，也是因为没有反对势力。外戚不受推恩令、酌金律、附益法的影响，能够充分施展皇权的威力。汉武帝这种饮鸩止渴、自废武功的做法的弊端，是后世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在东汉就没有再实行了。

不仅诸侯很快没落了，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也像是被阉割了。昭宣元成哀平，看谥号地变化就知道，皇帝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作为。那么一个老问题就又回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纵观一下西汉的政治生态，在刘邦时代，外姓王是问题，刘邦吕后解决了，然后吕氏外戚成了问题，陈平周勃解决了。接下来文景帝时代，刘姓王是个问题，汉景帝没有解决，留给汉武帝。司马迁对汉景帝是颇有微词的，认为景帝“不复忧异姓，（用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意思是说汉景帝削藩做错了。削藩都错了，推恩令岂不是更加错的离谱？司马迁受腐刑，表面上看是为了给李陵说话，但我觉得更大可能是因为直接批评了汉武帝的推恩令。

推恩令把刘姓诸侯绑住手脚，外戚就又成了气候。霍光在汉昭帝和汉宣帝时候权倾朝野，可以随时废立皇帝。桑弘羊曾经试图联合上官桀等人发动政变，收回霍光的权力，却被汉昭帝出卖，反而被霍光灭门。汉宣帝对霍光感到“如芒刺在背”，却老老实实地任由霍光主政到死。所谓昭宣中兴，其中滋味相当尴尬。

实际上，从刘邦以来，汉朝的政治生态几乎从来没有安定过，充满了斗争和杀戮。

算一算，刘邦吕后时代20多年，杀异姓王、杀吕家；文帝景帝40年期间有济北王造反、淮南王造反。汉武帝胡来了53年，临终巫蛊之祸，太子被牵连到造反中被杀。然后昭帝时霍光把持了19年，宣帝杀霍家满门一地血，然后吴王刘濞及七王俱反。现在是王家，从汉元帝算起，把持朝廷40多年，到汉哀帝交给了外戚傅家和何家。现在汉哀帝死了，太皇太后收了印绶，下一步如何是好呢？

谁都能看得出来，汉家王朝一直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权力继承的大问题。白马之盟根本就保证不了刘家稳坐江山。做皇帝和掌权往往是两回事。刘家坐的稳或是坐不稳皇位，天下都不怎么稳。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斗争和杀戮，像走马灯一样，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王莽时代的刘家，已经明显是既没有实力，也没有人才。更要命的是，经过了桑弘羊、晁错、霍光，人们发现，为刘家尽忠有时候反而可能死的更惨。当年是天下苦秦，如今是人心厌刘了。

这就是刘氏衰微和西汉权力斗争方面的背景，再来看看儒家。

有人说，汉武帝需要解决政权合理性的问题，所以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奠定了千年以来外儒内法的格局。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汉武帝这个人关心的只是权力，拿到权力以后就想怎么爽就怎么爽。他对公孙弘、董仲舒、桑弘羊这些人，完全是在利用。汉武帝用以子之矛献子之盾的办法，几乎把董仲舒整死，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另讲。

简单来说，整个汉朝四百年中，儒术从来没有得到过独尊的待遇。皇帝、诸侯、军功集团、外戚，这些不用读书就掌权的人，普遍非常迷信，更相信谶纬阴阳、黄老那一套。读书做官的人虽然很多众多，但都是缺乏深厚背景的官僚，他们距离权力核心远得很。而王莽则刚好是一位不需要读书也读书了，而且书读的很好，不仅读的好，而且还做得好，很优秀。儒家岂不是大喜过望。

与大多数人的印象并不一样，即便是在汉武帝以后，儒家的日子仍然很不好过。

所谓五经博士，汉武帝时期只有七人，在汉宣帝末年也只有十二人，博士弟子员，也就是随同博士居住，可以授予官职的学员，官方限额为五十人。而与此同时每年从各地选拔的孝廉虽然有一两百人，但实际上读书程度很低，比如大名鼎鼎的公孙弘，也只不过从五十岁开始读了一本《春秋公羊传》而已。并且，这些孝廉名额实际上早已被地方门阀所把持。至于三公九卿这些执掌实际权力的关键职位，则牢牢被外戚和军功势力掌控，儒或非儒都不相干。

虽然表面上看，通晓儒家经典是当官拿俸禄的主要条件，但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儒家学术或者学派。一位老师只教一本书（因为他只会这一本书），带一帮弟子。老师彼此之间门阀森严，彼此绝对不会交换切磋，更没有什么开放公正的学术探讨。弟子一如师门，必须终生孝忠老师，绝不允许背叛。我要是没记错，司马迁就是董仲舒的门下弟子。因此，史记实际上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并不是客观公正的史书。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集五经儒生二十三人，在未央宫里的石渠阁召开了唯一一次大型学术会议。表面上看，汉宣帝似乎像是君士坦丁，石渠阁会议像是尼西亚公会。但实际上，儒生们各说各话，会开完就完了，并没有达成值得注意的成果，会议纪要也没能保存下来。

100多年后，东汉汉章帝模仿石渠阁会议，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又召集了一次儒家学术会议。最大的成果么，是确定了谶纬术与儒学具有同等地位——参见班固撰写的《白虎观通义》。由此可见儒家在整个汉朝的尴尬处境。所谓罢黜、所谓独尊，真不知从何说起。

宁有种乎这个问题，儒家是念兹在兹，如芒刺在背。儒家的本意是并不主张天下一姓的，刘歆、杨雄，这些人的主张都倾向于让贤，有德者称王。但儒家又是最强调君臣纲纪，最强调嫡亲传承，这个双标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在儒家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然，儒家最忍受不了的，还是秩序混乱，德行败坏。如果说春秋战国就已经是礼坏乐崩，那西汉这两百年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善。秦朝暴虐无道，汉朝则几乎完全沿袭了秦朝的制度，若不是文景帝还有点黄老之术，可能在汉武帝时候就步了秦朝后尘。

至于帝王将相们的德行，那就更别提了。篡位、夺权、谋反、奢靡、淫乱、通奸、媾和、贪污、枉法、僭越、怪力乱神……这种情况如果是孔子再世，不知道会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恐怕礼坏乐崩也还不够吧。反正我是要手持《论语》，高喊：异端！异端！异端！

想要高喊异端的并不只是我，而是另外一帮儒生，号称古文学派。他们才是正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在他们看来，所有那些五经博士全都是伪学者，做得都是伪学术，教出来的自然都是伪儒生。因为他们手里拿着的儒家经典都不正宗，是错漏百出的伪书。

说实话，这也怪不得五经博士。因为经过秦汉之间的大动乱，世上其实已经无书可读了。《尚书》、《诗经》、《春秋》是仅存的三本经典，而且文本是后人凭记忆重新编撰复原的。所以，会背诵一本书就可以举孝廉，通一艺即可称教授，这样的事情才会出现。据记载，尽管按规定，每个地方每年都可以举两名孝廉。但实际上，有些地方二三十年也没有举过一个人。偌大一个国家，沦落到如此文化荒芜的地步，谈什么盛世呢！

所谓古文，是一系列原版书的合称。这些书的来历十分传奇。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扩建宫室，拆毁了部分孔子旧宅，在夹壁之中居然找到了一大批儒家经典书籍，包括《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合称为古文。

这些古代经典文献的出土，并没有给儒家带来声誉，而是造成了一次至今仍未完全修复的严重打击，因为古文经典的文本与当时流行的文本（称为今文）并不一致，而且区别很大。这种区别造成了对当时所有学术门阀的直接挑战。因为文本差别以及学术门阀制度的隔离，五经博士们对经典的解读已经有了各自的套路。现在古文经典出来，他们的解读就要推倒重来，那么显然，学术地位也就动摇了。没有学术地位，怎么当官？没有学术地位，怎么把握官员考核？这些现实效应是绝无夸大的严重挑战。于是今文经学必须发起反击，这样就造成了儒家学派的大分裂。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主张这些古文经典全部都是伪造的，康有为只是其中的一位。

我的看法，是不是伪造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说得有道理。古文经典一出，今文经典就岌岌可危，这是事实。从刘歆以后，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进行了无数次辩论和斗争，结果是古文学派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步步前进。到汉末，古文学派已经获得了若干五经博士的名额，弟子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在王莽时代，刘歆领导的古文经学还是绝对的少数派，在野党，五经博士全部都在今文经学的把持之中。

汉朝时的今文学派最大的特点还不是用的教材有误，而是随意地结合谶纬、占卜、阴阳学说，董仲舒就是集大成者。谶纬占卜阴阳的问题是不成体系、难以把握，祥瑞和灾意这些东西，当权者本人没有发言权，很被动。到魏晋时代就被玄学和佛教所代替了。

我个人觉得儒家开放包容迷信玄学也并不一定是坏事，更坏的是一味顽固不化，绝不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变成儒家原教旨主义。

然而，历史是向着古文方向前进的。从刘歆开始，儒家向着复古的方向高歌猛进，一直走进现代。就在当下，也还是有大批主张完全恢复儒家传统的守旧分子，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思想守旧，行动却很活跃，在媒体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王莽就是古文经学最杰出的弟子之一，所以他的改革又叫做复古改制。王莽的改革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全面恢复周礼的制度，用周礼的秩序来代替整个西汉的混乱。他本人的德行，以及他对家庭和儿子们，都是按照最高规格的儒家修身齐家来做的。至于祥瑞谶纬那一套，在我来看就好像川普擅长的公众演讲，你们喜欢，我就表演给你们看呗。

刘歆这位《汉书艺文志》的作者，古文经学的发起人、倡导者、钦命国师，担任了王莽的第一智囊。这完全可以证明，但刘歆与王莽并不是师傅徒弟或统帅参谋关系，两人年纪相仿，很早就认识，绝对是志趣相投。复古是他们的共同理想。王莽改革中有多少提案是刘歆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我猜应该是相当不少。地名、官名、封号，现在叫什么，以前叫什么，本来应该是刘歆最清楚，王莽应该是没有时间去翻书的。

但后来刘歆为何阴谋反对王莽，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谜团。我的感觉是刘歆这个人很复杂，不如王莽清楚。

前面这一大段背景，是对西汉王莽时代一个高度精炼的总结。对于比较少接触历史著作的人来说，信息量很大，很多观点都与已知的历史知识有冲突。对我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只能保证，我这些描述是真诚的，我已经尽我所能，保证所说的都是我经过反复考证、思考、推演过的。

再来看看有哪些人支持王莽呢？

我不妨按照孔子心目中的社会阶级架构来做个分析。孔子在孝经中，把所有人分为五大类：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我没有证据说，这五类人全都支持王莽，只能说这五类人都有强大的理由支持王莽。

王：皇帝支持不支持其实是无所谓的，因为王莽最终决定自己当皇帝了。但从后世帝王的态度来看，他们只反对篡位，不反对儒术。如果王莽不篡位，如果王莽不虚伪，那绝对是最强大的保皇派。从这个角度看，《汉书》精准把握了对王莽的定性和定位。后世儒家弟子确实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修身齐家治国，做贪官反贪官，绝不反皇帝。

诸侯：推恩令以后，诸侯孱弱，不能与官员结交，所以诸侯对王莽什么态度，史书中并没有什么清楚的记载。不过，没有姓刘的因为王莽篡位而造反，这与景帝时代的七王之乱形成鲜明对比。

卿大夫：也就是三公九卿这些将相们，他们实际上是王莽的支持者。在他一步一步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中，卿大夫士绝无反对，反而是屡次劝进，这些是为人所熟知的历史。

士：西汉还没有很多没有官做的读书人，所谓士，是指那些拥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名流，包括儒学家、谶纬、阴阳术士等等。王莽非常善于与这些人结交，在很早就积累了大量名流关系。后来更是“振施宾客，家无所馀”。

总之，如汉书所言，“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一句话，所有这些有权有势有影响力的人都是王莽的助力，都是王莽成功的筹码。

至于庶民，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民意几乎从来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不过，王莽的诸多改革措施都是普惠大众的，均田、废奴、均输，以及尤其做的出色的赈济。老百姓虽然最终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平心而论，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再者说，以王莽对儿子的严苛，已经是千古第一人了。两千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拿公道当一回事，我要是当时的庶民，不支持王莽还支持谁呢？

庶民也是最后起来推翻王莽的主要力量，在这里，《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尤为重要。我前面已经介绍过，黄河改道是赤眉军的兴起直接原因。在《汉书》时代，天灾和人祸是一回事，所以班固并没有区分。但今天的人应该还王莽一个公道，天灾和人祸是两回事。王莽的改革措施既然并非创新，也就未必一定引发崩溃性的灾难，这在后世也有很多可供参考的类似情况。王莽也清楚看到复古改革中的诸多问题，并及时进行了调整，比如取消了废奴令，废除了一些不实用的货币。当然，我们不应该去假设如果黄河不改道，王莽会不会改革成功，那没有意义。

除了上述五个阶层，还可以从外戚和豪强的角度来看，这两类人一开始都是站在王莽一边的，当赤眉军兴起以后，新朝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些豪强才纷纷起来反对王莽，刘秀也是其中之一。

王莽并没有党派，被直接指认为心腹的，只有甄丰、刘歆、王舜三人而已。更始帝刘秀攻入长安以后，也没有大肆抓捕王莽的党徒，实际上连王氏家族都得以保全。这几乎就是王莽并没有勾结羽翼，结党营私的明证。在王莽推行改革，施展外交，以及面对反叛，乃至群起的赤眉军时，都有大批的官员在为王莽尽心尽力办事，要不然新朝绝对撑不了十五年。

说到这里，我已经把我所看到的‘合谋’的轮廓描述了一遍。

在研究开始以前，我总觉得王莽这段历史十分突兀，像是一个传奇。仿佛是本来兴旺昌盛的大汉朝忽然起了一个脓包，虚伪狡诈狂妄的王莽阴谋篡位居然成功了。还好刘秀力挽狂澜，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在研究一番以后，我现在觉得历史还是沿着既定的脉络和方向发展演变的，王莽的出现是偶然，但他的成功并不偶然，而是诸多重大历史元素集合发生效用的结果。

王莽被杀以后，他的头被保留了将近三百年，若非一场大火，应该会继续保留下去。古往今来篡位的反贼多了去了，只有王莽有此待遇。似乎暗示着人们觉得这个人带来了某种启示，需要一直记住。但到底是什么启示，到底是哪些历史元素、怎样起作用，中国人可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

最后，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王莽在处死了三儿子王临以后，就没有再立太子了。我猜想，说不定王莽就是想把儿子们都干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必须要让贤的局面。否则，以当时人们的想法来说，是必然会把王莽的儿子推上继承人的宝座的。

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平地而起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1802年，法国元老院通过了提案，允许拿破仑终生执政并指定继承人，特别谦虚地推辞说：“世袭继承违背民权之原则，在法国是不可能的。”但同年又举行了全民公决，所有18岁以上的人都被要求投票决定两件事：应否使拿破仑成为终生执政？应否容许他选择继承人？投票结果是3.508,885票赞成，8,374票反对。“最终，拿破仑接受了。

1804年，法国又举行了全民公决，99%以上投票支持拿破仑当皇帝。拿破仑于是也接受了，当皇帝就要指定太子，可是拿破仑并没有儿子，他指定了一位侄子为太子。这位太子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如果王莽提前1800年知道有这么一位拿破仑，那他或许会引为知己吧。说王莽是一位穿越者，似乎有那么一点依据。

还有，王莽建立的朝代名叫新，年号叫做‘始建国’，这听上去不是与‘新中国’意思完全一样吗？在‘新’以前的都是旧，那么就是不承认秦朝和西汉了，可能是因为秦汉并没有严格按照周礼来建国吧。王莽似乎有推倒一切重来的意思，从产权开始整顿，完全彻底恢复周礼制度，这样才叫做“始建国”。

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为理想而奋斗吧。为理想而奋斗的阴谋，算不算阴谋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是也发动了七月危机、十月革命吗，发动了武装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吗？如果列宁也是阴谋篡位，那孙中山背叛国民政府，南下组织民国政府，是不是也算阴谋篡位呢？后来的新中国又该怎么算呢？——嗯，关键之处在于‘是不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拿破仑、列宁、孙中山、毛泽东，都不是在为自己的私利做这些事，他们是有原则的，他们的原则来自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许多人的理想，是时代共同的理想。

王莽的理想也绝不是王莽一个人的理想，也是儒家的理想，也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理想。但可惜，这次的共同理想并没有什么好结果，甚至没有带来任何进步。中国人既没有发现儒家思想有诸多致命的死穴，也没有觉得谶纬阴阳迷信这一套有什么问题。从政治和文化上看，整个东汉就是西汉的复制黏贴，所以曹操司马懿就能够拿起王莽的剧本再演一次。

中国人有共同理想的时代不多，下一次就要到另一个新中国了。

TUBM

愚叔景元，2023年6月13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