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李敖在1979年在一篇文章里说，日本人所说的“和魂洋才”，只不过是日本版的“中体西用”，“选了船坚炮利，丢了良法美意；选了帝国主义，丢了民主基础”，把西方当作“百货公司”，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样的日本！这样笨，还要做强盗！”——李敖的批评很精彩，很有道理，所以这篇文章被广泛转载，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记得。

不过，李敖在那个时候说日本“这样笨”，其实主要是指桑骂槐，针对的是国民党。1979年，台湾主动与美国中断外交关系，蒋经国在国民党代会上宣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2月的台湾，发生了美丽岛事件。79年台湾人均GDP只有1943美元，妥妥的穷国，就这样还要“镇压民众”、“统一中国”，岂不是妥妥的“笨强盗”。

李敖对日本的批评也只有一半是对的，至少在民主基础这一点，日本人的认识一直遥遥领领先于整个亚洲以及绝大多数欧美洲国家。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算起到1979年，日本实施选举制度已经有90年了。二战失败以后，日本在麦克阿瑟监督下强制进行了的宪法改造，1946年就重新开始选举，众议员、参议院、首相，全部由选举产生。到1979日本GDP已经超过1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已经是一个“富强而民主的国家”。同年7月，Sony公司发布第一支Walkman，随即风靡全球。

至于“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看上去确实像是同一个说法的两个版本。李敖在文章中表达的对“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理解和当下许多人的理解是一样的。不过，却不尽然，“魂才”和“体用”的意思实际上差异很大——这一类著名的历史短语，绝不会“大而化之”，绝不会“大致上相似”、“差不多就行了”。

日本与中国在近代史上经历相似的屈辱，从相似的起点开始被动地接受转变和改造。但是实际上，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始终相当大，看上去差不多的口号，意思中却有着无法兼容的分歧。再加上后来各自经历的成功失败，日本和中国终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虽然现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中国已经追上甚至超越了日本，可是在思想上并没有在互相接近。

对于中日之间的差异，中国人通常不以为意，一方面是许多人对日本所抱有的成见，不喜欢就不想去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天下的道理和人都是差不多的，所谓“道法自然”，“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没必要看得太细，没必要了解太多。管你欧美日韩，终归都是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时不时就会遇到以这句话结束一切讨论的情况。不过，依我看这种观念本身就阻止了得到任何不同结论的可能。既然一切都没有区别，那么选择也是没有意义的，想法也就与知识和事实无关了。

比如“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看上去差不多，却是不可能互相替换的，也就是说，日本人才会想出来“魂才说”，中国人只能是“体用说”，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经常忽略了中日之间的一个最大差别：日本只有一个民族，和族、和人，而中国至少有两个，满族、汉族、满人、汉人。日本人将国家、民族、个人视为同一个身体，同一个灵魂，比中国人要容易得多。

从日本这边来说，”和魂洋才“这句口号在日本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多么重要。实际上，早在1804年，幕府和寺子屋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二十多所学校，教授西洋知识，当时日本人主要是通过荷兰人得到了大量的西洋知识，包括医学、数学、和器具制造等。荷兰是唯一被准许进出日本、在日本从事贸易的西洋人。1853年以后，日本就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并大量雇佣外国人担任专家顾问。这样，1933年前后由日本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的”和魂英才“更接近于在过渡时期的一种需要讨论和争论的通识，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说得都对，也无需多说。

体和用，魂和才，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事情。只要是有用的事情，日本人就会去学，就像福泽谕吉所说的，“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象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贵。”“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

清朝在办学和派留学生这两件事情上比日本人晚了70～100年。清朝第一次派遣留学生是1870年，到1881年全部留学生都被召回了。而开始建立教授西洋知识的学堂则要到1895年前后，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等等——只有个别基督教中学和大学建立的时间，比这个时间略早。70～100年——这可是整整四代人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甲午海战中日本获胜似乎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从中国这边来说，问题就复杂的多了。“中体西用”口号，人们通常认为是张之洞提出来的，其实并不尽然。早在魏源1846年完成的《海国图志》就已经提出了“师夷之长技”，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论述“中体西用”之前，这个口号有许多种大同小异的变体，比如：中本西辅（冯桂芬）、中本西末（左宗棠）、中道西器（郑观应）、中道西艺……这么多不同的说法，背后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救国图强策略，比如“坚船利炮”（林则徐）、“振兴商务”（李鸿章）、“修政事、求贤才”（曾国藩）、“借法自强“（王韬）、“以西学化为中学”（郑观应）、“勤修政教”（薛福成）……

可以说，从1846～1898年这54年中，中国人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姿势、什么态度去学西洋知识？最终，张之洞拿出了“体用之说”，才算是一锤定音——有时候，本辅可以转换，本末也能倒置，可使身体总不能颠倒过来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叫“中学”，儒家纲常是也，这才是不能颠倒的体，当然是指国体、政体。在当时“两个民族”的情况下，国体、政体最大的前提就是“满族统治汉族”，这个原则根本不容讨论。张之洞在解释中体西用的时候，第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三纲五伦：”“三纲”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张之洞同时指责维新派“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

现在回看洋务运动的口号、思想、策略，几乎全都是汉族官员提出来的。他们若是没有首先解决姿势、态度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谋反篡逆”、“反满夺权”的帽子，然后说不定人头落地。他们无法提出“魂才论”，因为他们绝不能说“华魂”、“汉魂”，“满魂”，也不能说“洋才”，因为用人绝不是唯才是举那么简单，而是要深谋远虑，既有华夷之辨、也有满汉之分。

体用说里没法说得太明的话就在于此。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百日维新，也没有敢从体用说开刀。1896年，梁启超在代总理衙门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会通中西”的原则：“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即便如此委婉曲折，也还是不能见容。潦草的百日维新潦草地失败了，随后就是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基督徒……从义和团这件事可以说，张之洞的“体用说”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情、民心的。

然而，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似乎在今天仍然是个问题。到底要坚持什么，到底要向西方学什么，无论是在网络上、媒体上、还是政府的政策讨论中，依然是争论不休。如今不存在一个民族统治另外一个民族的情况，然而，坚持中国特色，五不搞、七不讲，看上去似曾相识，与当年的体用说异曲同工。有点说不通的是，如今的国体政体与满清天差地别了，然而，不管谁统治，统治本身是不容许讨论的，体用原则几乎一点也没有改变

为什么”体“总是显得那么神圣呢？如果说这其中不变的是传统儒家道家思想，那么现在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儒法传统的政教合一国家才对。有人说中国现在早已不是儒家传统，而是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我看也不尽然，在体用问题上，中国人似乎从来不算经济账。

首先，满清甲午战争失败向日本赔款2.3亿量白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在近代文明起跑的时候思想意识本来已经落后了四代人，然后启动发展的本金又亏了一笔巨款，打个比喻，这就好像股市200点的时候，把仅有的存款拿去还了债，那么后来没有发财，而是穷困潦倒，真是毫不意外。

其次，二战以后，从46年到79年，30余年时间日本就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9103美元。而同一时间的台湾只有1943美元。要等到1987年2月，蒋经国决定解严与开放政治团体活动，推动民主法治之进程，台湾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无限上升通道。

那么，坚持政治斗争的大陆如何呢？1979年人均GDP仅有183美元，邓小平主张“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才算是扭转了局面，中国经济终于开始增长了。然而实际上，邓小平同时要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不能说摆脱了“中体西用”，改成了“汉魂洋才”。

从经济的角度，功利主义的考量是：中学为体到底值多少钱，才是划算的？显然这个问题在过去早有答案：无论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以后是不是要一直坚持这个答案呢？

2023年12月3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