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皇帝改个爹，如何？

所谓大礼议，是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奇事、怪事，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皇帝和百官议事，双方意见不一，于是皇帝命令取消四品以上官员的俸禄，四品以下则拉出去杖责，被拖出去的官员有200多位，当场打死了16位。

议事议到朝堂官员死伤如此惨重，所议之事却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战争军事或者经济民生大事，而是百官要给皇帝改一个爹，皇帝不同意。

史书中对大礼议的前因后果记述十分详尽。谁是皇帝的爹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经过儒生官员们的解释以后，就完全与常识相抵触了。用最简单、最通俗话来说，儒家官员们要皇帝认堂叔为爹，认亲爹为叔。儒生官员们明确要求皇帝在正式文件和正式场合改口，甚至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是不是听上去很疯狂？

儒生们的理由其实很慎重、很正义：嘉靖皇帝的位子不是亲爹传下来的，而是经过堂叔的儿子，也就是堂兄朱厚照传下来的。据说按照儒家经典，兄终弟及的规则不适用于堂兄弟之间。因此，皇帝需要改称早已死去的堂叔为爹，而改成同样已经死去的爹为叔。在儒生们看来，如果皇帝不改爹，那法统就出现了瑕疵——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统”与“嗣“不一致，皇帝位与继承权不一致，当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年方十五岁的嘉靖则坚决不干，堂兄弟就等于是亲兄弟，哪能说不算就不算。改爹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道理说破天也不能人工改爹。更何况亲爹兴献王朱祐杬本来是一个挺不错的爹，他喜欢文学和中医，不喜欢政治，曾主导编写了五部中医药著作。而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则是一个毁誉参半，连儿子也生不出来的坏皇帝，据说荒淫无度，31岁就暴死在豹房里。

儒生官员们一方的立场观点叫做“濮议论”，而嘉靖皇帝的立场观点叫做“人情论”。经过了漫长的商议，终于闹到不可开交、大打出手的地步。结局是，嘉靖皇帝大获全胜，爹还是爹，叔还是叔，所有主张给皇帝改爹的儒生官员们则是走的走、废的废、死的死。

关于这件事，现代人有两种主流的观点：

1）儒生们仗义执言，敢于和皇权对抗，即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尤其是首辅杨廷和敢于直接“封驳”皇帝亲自下达的圣旨，更是证明了中国政治中政治权力并非绝对专制，而是早就出现了制衡。

2）嘉靖皇帝利用大礼议发动了一场政治权力的斗争，最终摆脱了被权臣控制的命运。明朝的三次宦官乱政（王振、刘瑾、魏忠贤）和后期的党争，都是皇帝与官僚以政治谋略争夺权力的博弈。

只不过，“仗义执言说”是基于儒家思想中的道统法统观点，去总结这一场大礼议的性质和意义，重点是在阐发儒家思想的价值；而“谋略说”则笼统地将争议归结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并不看重这一场争议本身，似乎斗争总不可避免。总之，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谈到大礼议的时候，看重的是其“政治价值”、“政治意义”，而不是争议本身以及这件事的思想价值。

比如，“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大礼议有莫大关系”，就不在两说的重点范围之内了。在有些历史书上和史学家评论中，也会提到大礼议与阳明心学兴起之间的联系，通常会不太明显地放在“仗义执言说”和“谋略说”的后面，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法统争论怎么会跟心学有关，这个问题与现代人的关系比较紧密。因为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统一、文化传承与个人价值、个人自由的关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着落在阳明心学上。许多人希望从阳明心学中找到与西方文化类似的演进脉络，或者发展出与现代西方价值观念可以等量齐观的，属于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于是，大礼议给心学提供的这个起点，就不应该被忽略。

另外，我好奇的是事情本身：为什么堂兄弟是不是亲兄弟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会演变成为一场血腥的、并且是堂而皇之的政治屠杀？为什么没有人去追问皇帝能不能杖杀大臣，也没有人去追问儒生们前赴后继所维护的统嗣完整，到底有什么价值？嘉靖皇帝后来二十多年不曾上朝，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

那些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历史，或者比较多接受西方思维的现代人，基本上会像我一样，更多倾向于“人情论”，毕竟堂兄弟和兄弟差别太小。不就是过继么，民间也经常这么做。比如堂兄弟之间，谁儿子多就可以过继给儿子少的，以后这个过继的儿子就可以合法获得继承权。古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设定，正选的皇帝首先会将选定的继承人收为义子，这是效法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关系。

现代人会对“濮议论”感到难以理解，兄终弟及怎么就不能是堂兄弟呢？皇帝死了从旁枝后代找一个来继承，应该是从西汉开始就发生过好多次了吧。其中的道理的，太复杂，距离现实太远。新儒家看重的只是敢于和皇帝叫板的勇气，至于应不应该叫板那不重要，即便现代人认为不重要，古人认为重要，那就够了。

儒家经典中难道就不存在皆大欢喜的选项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最资深的儒家权威才能回答。可是，无论如何，为什么皇帝与儒生官僚们为什么非要纠缠不清，以至于闹到当场杖毙16名朝廷大臣的地步呢？双方坐下来协商，即便是达不到英国《大宪章》的高度，起码可以互相妥协呀。这种妥协说不定还可以逐渐演变为一种的惯例，传承下来。

这些问题和思考，始终是基于现实意义的思考，因为显然，中国人仍然没有能够形成权力平衡、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权力还没有关进笼子，王在法下似乎还是没有实现的梦想。虽然你死我活已经不多见了，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无论是攘外还是安内，始终还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不仅在国家政治层面，即便是企业、商业、团体乃至家庭关系，距离真正的和谐共处、有商有量，按规矩办事，乃至愿赌服输，仍然是有相当明显的距离。

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善的答案，不过，我感到还原大礼议中的一些重要细节，是非常有助于开启思考的。有些宏大问题的答案，正是隐藏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和思考之中。

我自己的思考了有三个结论，只是作为我自己的观念，并非给历史下结论：

1）儒生们是作茧自缚的，而且是三重作茧自缚。

2）嘉靖皇帝和其他几个明朝皇帝一样享受权力带来的结果，但并不热衷权力的游戏。

3）阳明心学在当时只是扭扭捏捏地从正统儒家稍稍迈出了一小步，并不敢真的离经叛道。

3）

第三个结论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因为并不仅是来自于大礼议这件事。王阳明字守仁，自然是守得住儒家的仁，不可能离经叛道，要不然绝不会获得从祀于孔庙的地位。他的心学核心价值，就在于阐述了人能够从自己心里的良知获得新知，这与基督教新教的”因信称义“如出一辙。宗教改革摆脱了教会而没有脱离圣经，心学同样没有摆脱儒家经典，而是为每个人找到了一条重新解释经典的路径。心学在近现代社会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这是中外历史学家、思想家都认同的。

但是在大礼议这件事发生之前，在心学称为官方认可的儒家正学以前，摆脱经典自行解释则是不可思议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差别也在于此。四书五经加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全部的标准答案，完全对应于《圣经》和《福音书》，《古兰经》和《太甫绥鲁》，《妥拉》（即摩西五经）和《塔木德》。要想离开这些经典自己去理解上帝、安拉、天地祖宗，那就是异端，没有思想进步，宗教改革，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的。

《哈佛中国史》中这一段话最为精炼地点出了大礼议与心学兴起的直接联系：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王阳明避免直接表态，但他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未尝不怀有几分同情，故视之为纯孝至情的流露，而在他看来，孝是道德行为的真正基础。反对嘉靖帝的人奉宋代理学家为圭臬，处处以典为范，而支持嘉靖帝的人则认为正确的道德行为依靠的是伦理上的直觉。嘉靖帝欲尊生父为皇考在礼制上站不住脚，但正因如此，此举成了这个国家最高权威的首次公开声明——个人能够在典章制度的范围之外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自主性。王阳明关于良知为心之本体的哲学不再是袖手论道，而获得了政治立足点。但使嘉靖帝在“大礼议”中获胜的并非王阳明的理论立场，而是其支持者在朝堂上掌握的主导权。”

摘录来自哈佛中国史（套装全6册）作者：卜正民；陆威仪；迪特•库恩；罗威廉

嘉靖皇帝所要求的无非也是一个立足点，王阳明的心学提供了从孝出发就可以重新解释统嗣规则的立足点，那么儒生官员们也就不能再独霸经典来摆布皇帝认叔作父。所以，有人说，心学的兴起实际上代表了皇权的复兴。我觉得很有道理，嘉靖皇帝做了40多年皇帝，其中连续20多年从未上朝，他的权力地位稳当的很。接下来万历皇帝又复制了爷爷的成功，做了48年的懒皇帝，同样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地位。而中间比较勤政的隆庆皇帝仅仅当了六年皇帝，就病死了。爷爸孙三位皇帝的境遇似乎是充分证明了皇帝这个职业的正确做法是不要好好好作：你要是好好做就可能短命横死，不好好做反而可以爽一辈子。

另一个强大的间接证据是，站在皇帝一边主张”人情论“的人情派的主力几乎全都是王阳明的学生。王阳明在平定宁王叛乱以后就病死了，他并没有一天享受到他在政治、军事、以及思想上的成功，但他的传人们却因此受益匪浅。徐阶、张居正、黄宗羲、刘宗周、钱德洪、王畿、唐顺之……许多朝廷官员都开始自称“心学传人”，其实他们也并不清楚心学到底是什么学，只是很明白心学是站在皇帝一边的，皇帝现在很强大。

有些心学传人是不在乎权位和名利的，他们才是真正开始离经叛道的心学传人，被称为“泰州学派”，王艮、李贽、何心隐、颜山农、等等。泰州学派是心学的改革派，几位代表人的下场都不怎么样，李贽圄死狱中、何心隐被张居正所诛杀。而张居正则是心学的保守派，称为江右学派。至于后世人从心学中领悟到接近于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那还要再等500年了。

1）2）

第一个结论和第二个结论其实是一体两面：因为儒生们主要是作茧自缚，所以嘉靖皇帝稳居不败之地，他不需要参加权力的游戏，也始终稳稳掌握权力，任何人都拿他没办法。

《明朝那些事儿》里说嘉靖是明朝历史上“最聪明、最工于心计”的皇帝，但我觉得嘉靖皇帝可能不适合这样来描述，至少他的聪明和工于心计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聪明、工于心计是完全不同的。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朱元璋巧妙利用韩山童来使张无忌萌生退出权力核心的情节，这一幕纯属虚构，但对朱元璋的描述是大致不错的。朱元璋绝对是精于计算的，不仅对每一位掌握权力的臣子都有细致的观察和精准的计算，还编制了《大明律》、《皇明祖训》，一直算到了千秋万代。朱元璋热衷于政治，喜欢亲自处理政事，从果断杀伐之中能够获得很大乐趣，这一点老毛与他非常像，人们经常拿老毛和老朱进行比较。

但嘉靖皇帝不是这样，他二十多年不上朝，除了他想要管的事想要拿的钱，一概不插手。一般来说，一个人在作他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显得简单粗暴，因为人总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一个人能够很高效、很老练地做事，那么若非是个老手，就是天分极高。嘉靖皇帝15岁登基，在大礼议高潮的时候，也不过18岁。所以，当年明月认为嘉靖“聪明”、“工于心计”应该是认定为“天分高”，但似乎证据不足。如果“作茧自缚说”成立，那就不需要“天分高”这个假说，这符合奥卡姆剃刀。

为什么说儒生官员们是“作茧自缚”呢？因为有两条关键性的理由：

第一，嘉靖皇帝是儒生官僚们自己选的，并不是嘉靖谋取的。正德皇帝暴毙，即没有留下子孙，也没有留下遗嘱，选朱厚璁（火字旁）作皇帝主要是杨廷和等决定，选好了直接就迎回京城，大礼议是在嘉靖登基以后才发生的，木已成舟，总不能为了改爹就把皇帝废了吧？

第二，儒生官员们的立论不稳。因为首先所谓统嗣早已不完美，其次明显双标了。

儒家并没有像伊斯兰什叶派那样清楚的纯洁法统传承。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元，到了明代已是一滩糊涂到不行以后推到重来了，而且重来以后第二次继承就发生了打破统嗣的情况，清白完美的儒家规范早已不纯洁了。明成祖朱棣永乐帝是没有继承权的“小宗”用武力夺取了”大宗“的继承权，传到嘉靖帝这里已经是第十代了。当年方孝孺被白白诛了十族，什么也没有改变。所以，儒生官僚们用统嗣考据来跟皇帝提要求，本身就应该底气不足。

纵观正德皇帝一生，“任情恣性，为人嬉乐胡闹，行为怪异，又荒淫无度”，杨廷和这个首辅大臣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最多只是一个跟在孙猴子后面的唐僧而已。那么，他既然规劝约束不了正德皇帝，怎么到嘉靖皇帝就变得这么寸步不让了呢？我不太相信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刚好天生就是一个人天分极高的权游高手，我相信更容易明白的是：“别人可以随便为什么我就不行？”

两个理由加起来就构造出了一个对嘉靖皇帝非常简单的局面：只要不同意就好了，只要老子说不行，你们就没有任何办法。至于问题如何解决，那不需要我去想办法，自然有人会来出主意，而且也是引经据典，也站得住脚。

所以说，儒生官员们作茧自缚。皇帝只需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就好了。你们儒生提出来的事情，自然由你们儒生自己去反对，皇帝只要在中间稍稍透露一点自己的意思即可。张璁、桂萼黄宗明、霍韬等人，则是站在皇帝“人情论”，同样引经据典做了许多篇文章，这下“濮议论”就变成了可选项，那么皇帝自然可以选他喜欢。这种“不表态，听意见，最后择机拍板”的模式到现在也是做领导的不二法门。

从1521年嘉靖登基，到1620年万历皇帝死去，整整一百年间中，除了隆庆皇帝在位的短短六年，其他时间都是皇帝不表态，百官自己去争个你死我活，到后来则纯粹是愈演愈烈的党争，已经没有人敢随便表态了，也就没有什么人在真正办事了——那正是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局面。

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是一个严密理论系统的的科学，周礼怎么说，论语怎么说，孟子又是怎么说，只要现实需要，儒家总能给出看上去非常强大的理论支撑。只不过，这是一把双刃剑，儒家思想在实践中总是面临着需要重新诠释经典却又无法给出唯一确定答案的困境。在大礼议这件事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为什么杨廷和没有提前跟嘉靖谈好条件呢？如果先要嘉靖答应改爹再选他做继承人，岂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吗？——这其实是个伪问题。谈条件，守契约，是现代商业思维，儒家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你应该做的就必须一直做，没有谈条件可以谈，除非你能够在引经据典上获得无可置疑的地位——这叫做道统。

在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道统和法统是合一的，用西方术语就是政教合一。皇帝既是法统的唯一代表，也是道统的最高代表，儒生们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圣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然而皇帝高于圣人，因此，儒生无法约束皇帝，这是儒家的死穴。

道统和法统的自洽是更大尺度上儒家的作茧自缚。

从哲学和法学角度来看，应该怎么做，叫做应然，而实际上如何，叫做实然。实然和应然，应该是一致的，起码不应该互相矛盾，换句话说，理论要符合实际，不然理论就是一厢情愿的伪理论。在大礼议问题上，嘉靖皇帝的爹应当是谁，和实际是谁不一致。儒生官员们试图强行逼迫嘉靖皇帝改爹，是在用应然去改变实然，显然属于儒家理论本应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问题。

心学的诞生和兴起，似乎为解决矛盾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说，王阳明建议的解决思路是，让我们致良知、致新知吧，这样就可以把儒家经典的意思合理地扩大到能够兼容堂兄弟也是兄弟。显然，保守的儒生们是不肯接受这种扩大化的。

不过，这个心学选项后来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应然和实然的距离，因为人们更加自以为是地建立起各种各样看似应然，每个人的心又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都更有理由去坚持原则了，这恐怕是王守仁未曾设想过的。现代西方有一种泰勒玛信仰，就宣扬“唯一的法，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我看这种信仰就是心学的终极放飞形态。

西方哲学实际上则选择了不同的方向，那就是根据实然重新建立应然，由缩小差距诞生了科学。大卫休谟休谟从语言中，观察到有一些论证方式，突然以一些“实然”命题尝试推出“应然”命题，而犯下了逻辑谬误：

“我突然惊讶发现，将命题常用之系词：‘是’与‘不是’取代，我遇到无一命题非由一个‘应该’或者一个‘不应该’所连结。”（休谟《人性论》．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一章：〈道德区别并非衍生自理性〉）

这段话被称为“休谟问题”Is–ought problem，看上去不好理解。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经常把是什么当成了应该是什么，或者反之。

在大礼议这个案例里面，儒生官员们忽然发现嘉靖皇帝的爹“应该是朱厚照才对”，于是就想通过强迫嘉靖皇帝改爹，也就是用应然改变实然。给应然套上一层实然的外衣当成实然来用，正是典型的休谟问题。易中天先生也指出过，儒家的问题就是，”最好去做变成了应该去做，应该去做又变成了必须去做。“——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其实更理想的方法应该总是从实然出发，在逻辑上不犯错误。嘉靖皇帝的爹已经不是朱厚照，那么再想要维护法统已经必须要变通，那就必须在扩大原有“兄终弟及”的解释范围，没有必要再去为一个死去的老头应该是什么名号而去和一个“最聪明、最有心计的皇帝”做无意义的斗争。换个角度来说，起码要认可皇帝同意改爹将是在做贡献，而不是听话。

欧洲王室在继承问题上也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但总的来说，都还是得以解决，因此欧洲王室才可在上千年的时间跨度上保持稳定，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了中华文明。欧洲王室有一种继承顺位制度，就是说在国王仍然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按照现有的继承规则，排出了继承顺位。现在，在网上就可以找到包括英国王室在内的各国王室的继承顺位表。从第一顺位继承人一直到只有渺小可能的继承人，通常达数十位之多。在这份顺位继承人名单上，那些完全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是不会出现的。

这样做的好处一来是避免了像正德皇帝忽然暴毙又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情况，而来所有有继承权的人自己心里有数，可以决定是不是要参加继承权的竞争，以及用什么办法实现目的。没有在清单上的人，通常也就绝了自己当国王的念头，转而选择支持一位有希望的继承人，然后期待有利的情况发生。

顺位继承人名单也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在西方历史上也绝不缺少权力斗争，刺杀、暗杀也屡见不鲜，本来排在后面的继承人最终得以继位，这在影视作品里是很吸引眼球，有很多忠实观众的一类题材。重点在于：有没有继承顺位名单的区别非常大。如果有了名单，还是一味通过残忍好杀改变继承顺序而最终获得继承，那么所有人都将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他的王权将是不牢固的，贵族和平民就有理由发动反叛，或者拒绝缴税，拒绝参与战争。

于是，皇权也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继承人同样不能认为反正是自己继承就高枕无忧，一旦失去了支持度是不是顺位继承都变成了次要的，人们大可把国王废掉，找名单中的下一位来当国王。在1688--1689年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正是这样一个例子。英格兰议会中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英格兰教会）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驱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两伉俪君主共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说到这里，大礼议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史所讨论的“政治意义”的范围，似乎在暗示大明朝也可以来场光荣革命，不过，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尽管这样想想也挺过瘾的。

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东方就未必行得通。从秦汉以来，中国的皇帝继承问题也并不是排不出顺位继承名单，只不过如何排名始终没有达到“实然”的程度，而是充满了各种人为的“应然”。不仅血缘要考虑，还要考虑家庭、父母、品行，长相，甚至生辰八字，而且还有从儒家经典中找得到可以参考的先例，这样以来，顺位继承人名单就变成了一个“应然名单”，谁也搞不懂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排。

能压制皇权的只有更强大的威权，像曹操、霍光这样的权谋之臣是绝不会束手无策的。他们早就做到了一个眼神就可以让皇帝瑟瑟发抖，只有在发抖以后，才有资格被他们指定作皇帝。所以，提前商量谈条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权臣思维中，条件也是谈不完的，即便谈成了，只要条件允许，也可以不必遵守承诺。

对于权臣来说，搞不清继承顺位是一件好事情，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谁来继承皇帝位子完全是取决于能不能实现控制。能控制就得一切听我的，不能控制宁愿杀掉，千万不能做那种自己为能控制，实际上控制不了的事情，吕不韦就是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为能控制嬴政，但后来完全失控，才导致一生尽毁、不得好死的。

这其实只说明一个问题：杨廷和不是一个善于操纵权术的权臣。杨廷和是正德皇帝的讲师，宦官刘瑾被诛以后，当上了首辅大臣。虽然有“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的好名声，但终究是个书生。看上去杨廷和也有诛刘瑾、斗江彬的政治经验，甚至连王守仁也被他整得够呛，只不过一旦对手是皇帝，杨廷和便像是被按住的乌龟，只能胡乱划动手脚，寸步难行。

杨廷和远远够不上权臣的水平，只两个回合，他就放弃了，嘉靖二年，杨廷和正式提出退休，任谁挽留也没用。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决定，因为正是在第三个回合中，血光大现。杨廷和与他的儿子杨慎则早已全身而退，毫发未伤。

说到这里，就要从权臣思维转出来才行，不然就会变得很邪恶了。

杨廷和与杨慎父子及时退出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件完美的好事，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就不够好了。他们毕竟是走出了权臣的第一步，做了立皇帝的事情，并且选了一位看上去比较好控制的小孩子，而且，杨廷和与官员们也确实试图控制约束这位小皇帝，用武力还是用儒家经典，其实没有分别。

可惜，遇到了一个聪明有心机的小皇帝，他不是权游爱好者，但并非不会玩。那么事情就变得很糟糕，从此在他的眼里，百官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哪里是为了江山社稷，还不都是为了掌握权力，那来吧，就来斗上一斗，反正大不了皇帝不当了，量你们也不敢。等小皇帝坐稳了皇位，他自有他想要要做的事情，你们百官自己去斗吧，谁也别挡着我快活就行。

换句话说，儒家理想的皇帝是承担江山社稷最高责任的皇帝，要心怀仁爱，勤政爱民，但是，恰恰是儒生官员们的所作所为，把尚有可塑性的皇帝推向权力的游戏。

其实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明朝皇帝身上，看到这种心态的变化，包括正德皇帝、嘉庆皇帝、隆庆皇帝、万历皇帝……就算原来还稍有勤政爱国之心，也在权力游戏中失去了纯真，变得更热衷于自己的爱好。朝廷存在的意义首先是提供花不完的钱、玩不尽的女人，以及各种各样皇帝想要的东西。百官就是用来敛财办事的，不如意就打屁股，一次打几百个屁股绝不是嘉靖帝的首创，也不是最后一次。甚至崇祯皇帝，若不是他不得不面对内忧外患，恐怕也未必真的愿意那么勤政。

黄仁宇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描绘的，正是一副这样的画面：似乎人人责任重大，又似乎人人都不干正事；似乎一切还井井有条，有似乎已经注定了崩溃的命运。“有没有数目字上的经济管理”，似乎完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有又如何呢？

最后，我一个更宏观的总结来结束这篇文章。

在大明一朝整个国家在农业、经济、商业、法律、军事、以及民事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很多的进步，甚至出现了能够与现代政治和价值观念对接的思想萌芽。然而，我不能就此认定明朝就是一个‘好的王朝’，更不能就此假定若是没有小冰期，中华文明可能顺利地与西方文明走进近现代。

正如前面讨论到的，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一直未能完善的理论问题。在我来看，阳明心学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又迈多了一步。当世界开始用科学的实然修正宗教和道德中错误的应然的时候，中国明确表示拒绝，终于在近现代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所以，当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候，中国人会感到振聋发聩而不是理所当然。

我有时候在想，也许中国人确实有某种基因所决定的倾向或者偏好，对权力和服从的游戏特别敏感，觉得特别有趣。要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依赖于用权力解决问题，总是相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认为大礼议的过程，是一个十分经典案例，体现了中国人思维中潜在的权力偏好，即，习惯于用权力解决问题，换而言之，解决问题本身与解决带来问题的人是等效的。

权力博弈一旦开始，就往往不受限制；当解决问题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等价的时候，政治斗争就会到达不死不休，死了也不休的程度。

权力偏好之下解决问题有一种独特的模式，即往往是从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节就已经开始激烈交锋。等到双方都亮明立场观点的时候，往往已经斗争已经接近终局，即将一战而决，分出胜负。这种斗争套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可以说，每个人多少都会一点，都很习惯，所谓风起于秋毫之末。国家大事可以从微不足道的官员升迁看出来，可以从公文的遣词造句看出来，在办公室和家庭中，从领导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都有可能体会到权力的方向已经在发生改变。不具备观察体会思考权力动向的能力的人，不要说获得成功取得成就，有时候连生存都会发生问题。

其实对于思想西化比较多的人来说，确实是应该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经典案例，必定会有收获。对大礼议式的政治斗争有一个基本了解，至少有助于在生活中更好地自我保护，免得卷进了权力斗争的还不自知。

2023年11月27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