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与《西洋事情》

对中国人来说，《海国图志》是大名鼎鼎的名著，“师夷之长以制夷”即是作者魏源首次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不是魏源所提出来的，却是深受《海国图志》的影响。这两句话至今仍然是许多中国人秉承不易的理念。《瀛寰志略》则是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记述整个世界的地理人文和政治状况，作者是徐继畲。这两本书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但许多，中国人知道《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这两本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于到底是什么影响，就不太清楚了。

魏源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佐久间象山则堪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他的海防思路，而佐久间象山则向幕府提出了“海防八策”。据说佐久间象山在1844年看过魏源写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以后，说魏源是“异国知己”。又据说佐久间象山的学生由利公正受到《海国图志》的影响才为天皇起草了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宣言《五条御誓文》，不过，这显然有些穿凿附会的嫌疑，佐久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的时间也早于魏源的《海国图志》。

对中国人来说，《西洋事情》这本书则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更没有人知道中国人语言中大量的现代词汇都是来自这本书或者是经由这本书所得，比如自由、政治，税收、国债、博物馆，博览会，蒸汽机，电报，电话、商业、情报、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心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客观，等等等等。可以说，若是把这本书中的汉语词汇从现代汉语中取消，那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如何表达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三本书在思想上的差别，代表着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史以来，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作者和创作思路，回答这个问题。

《海国图志》是清代魏源1842年按照林则徐的委托所著，内容基于英国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书》以及林则徐委派人收集的外文报纸书籍。林则徐自己已经组织人完成了《四洲志》这本书，剩下的资料则全部交给了魏源。魏源还汇编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包括《明史》在内的大量有关海外情况的中文书籍，可以说《海国图志》就是一部资料汇编，一开始50，60卷，后开扩增到100卷。这本书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核心理论著作。

《瀛寰志略》则是徐继畲的一本学术著作，徐继畲是基于地图来编纂资料，所有的人名、地名、史实，他都做了力所能及的核实，并且基本上没有谈自己的个人看法。徐继畲对《海国图志》的评价是：”近时《海国图志》，大半臆说。“因为徐继畲要追求真实准确，那么他的《瀛寰志略》的内容就要少得多，反而对后来的影响不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更像是一本附带详细说明的地图集，对地理地貌的描述更为准确。

而《西洋事情》则是日本福泽谕吉1866年所著，内容基于他亲身前往欧洲考察的见闻和获得的文献。福泽谕吉在日本有启蒙思想家的名号，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著，从懵懂学子、有志报效国家的年轻人、一直到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都要读福泽谕吉的书。《西洋事情》这本书在当时的发行量就达到25万册之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向日本留学的热潮。首先是张之洞组织的官派留学，主要学习军事指挥，然后是各路青年学生，包括达官贵人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有的夫妇、父子、兄弟，共同留学。清末留日学生在20世纪初，人数多达三万人。其中不乏像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等，革命宣传家陈天华、邹容、秋瑾、孙中山、鲁迅这样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也东渡日本避难，他们都在那里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方世界。福泽谕吉的书当然是必读著作。

中国留日学生所办报刊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三年中，以留日学生为主翻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教科书等各类日文书就有三百多种，占当时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和制汉语，也就这样流向了中国，随着白话文运动而普及到现代汉语中。

因此，当年留日学生的翻译运动，其影响不可小看。留日学生主办的杂志、翻译的书籍，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文化、思想、科学，而且引进了不少日语词汇中的汉字，这些词汇被统称为和制汉语，意思是日本人发明的汉语。和制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关键组成部分，像系统、工程、项目、问题、方案，以及哲学、阶级、主义、俱乐部等，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说，没有了这些词，现在中国人的表达恐怕要困难很多。

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思想。《海国图志》和《西洋事情》两本书的思想可谓天差地别。

现在很少有人会通读《海国图志》这本书了，浏览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有印象，魏源从一开始就连篇累牍地叙述自己的各种——如何对付洋人的设想，这本身就是魏源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提出打败洋人保家卫国的办法。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魏源的办法很多是一厢情愿，根本靠不住。那么再多花时间去看整部著作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然而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则完全不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学习洋人而不是对付洋人。他不仅在书中介绍了西洋的人物地理，还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真是非常了不起。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就是通过这本书让日本人了解的。独立、自由、民主、法制思想，是《西洋事情》更多更着重的讨论和思考的。《西洋事情》是日本人和研究日本历史绕不开的著作，这本书已经不止于介绍西洋国情那么简单，而是开始解读西方，进而思考日本的出路和未来。

早在200年前，日本已经开始了脱亚入欧的进程。满清留日学生去到日本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日本，而不是熟悉的、儒法传统的日本。应该说，《西洋事情》这本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日本的中小学生，仍然可以继续读这本书，从中获得基本的知识和启迪。年轻人则可以从这本书开始，建立起整个世界的观念，思维由此从日本、中国、东亚，走向世界。

时至今日，《海国图志》虽然没有人读了，但其影响仍在。中国人对西洋的文化仍然深具戒备之心，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仍然深具骄傲之心。人们在看到西方事物的时候，仍然不免觉得那是技巧，一旦学习过来，就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价格与西方竞争，打败他们。然而，这种‘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想法，实际上长期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失去了真正了解西方的机会。当中国人拒绝了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的时候，也就拒绝了真正了解世界，与世界融合的机会。

《海国图志》对日本人的意义在于军事方面，如日本人塩谷宕阴所言，一部“武经大典”。日本人并不依赖中国人了解西洋和世界，但能够从《海国图志》、《瀛寰志略》里面看到中国人了解的西洋和世界。高杉晋作本人与佐久间象山就是好友，曾经作为长洲藩等代表直接与英法使节谈判。他在1862年访问上海的时候，确实问起过《海国图志》这本书，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了。后来，高杉晋作曾经说过，清政府之所以衰败，“乃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既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的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且是的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绝版。因循苟且，空度岁月，徒然提倡固漏之说。”

实际上，日本人了解西方从十七世纪末就开始了，1640年开始幕府每年都会发一次锁国令，但唯独允许荷兰人在长崎与日本贸易，并且每年还需要向日本向江户大将军做一次汇报。日本从荷兰学到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尤其是医学和解刨学，1804年，华冈青洲实行在世界上首次应用在乳癌手术（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这项手术结合了中药和西洋手术的技术，比西洋学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发现并应用乙醚（1846年）和哥罗芳（1847年）作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所有这些从荷兰人那里获得的学问，被统称为兰学。

到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的黑船到来之时，日本兰学已经有了超过150年的历史了，幕府举办了二十多座教授兰学的学校，还聘用了许多外国人作为专家和顾问。到了高杉晋作和福泽谕吉的时代，按照福泽谕吉的话来说，很多书籍都有了日文翻译版本，“在学习这些学问时，均可参考西洋的译本，书中内容大多用日本字母书写，学习至便。至于有才能的青年，则可兼学外文，实事求是，就每一事物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

所以，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像《海国图志》这样的书不会没有用武之地，但绝不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书籍。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像《西洋事情》这样的书本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却少有人知。

2023年11月17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