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告亲

一个人没有责任去证明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的犯罪行为，这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公认基本原则之一。

告亲则是相反的意思，法家思想主张的是，一个人有责任举报、证明直系亲属犯罪，举报有奖，进而，不举报就有罪，要株连。

从亲亲相隐、到鼓励告亲、再到株连，两种不同方向的声音，在现实的法律和道德观念中都可以找得到对应。实际上，两种对立的观念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的告亲比儒家思想的亲亲相隐更占上风。

秦晖先生在《中国思想史》讲座中提到，秦律竹简中记录了如何奖励子告父、妻告夫。由此证明法家思想中，法家主张告亲，而不是亲亲相隐。用秦晖先生的原话来说，“在鼓励大家六亲不认方面，那的确是个性解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秦律是公认中国最早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中有些规定是与‘亲亲相隐’的价值观相反的。

之所以说‘有些规定’而没有说原则，是因为我阅览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主要是来自秦律竹简的编订资料《法律问答》），了解到秦律在’亲亲相隐‘方面，有前后不一的说法，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则。这些前后不一的说法包括：

1、“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在这里非公室，室内的室，的意思是不涉及家庭以外。告者罪就是说，这种事情谁去告谁就有罪，看上去是不鼓励告亲的意思。

2、“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当耐。”意思是，家庭暴力达到了伤害的程度，要追究责任。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可以告亲”。

3、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意思是说，妻子举报丈夫的犯罪，就不应当没收。这里就有鼓励告亲的意思了。

第一种说法是不鼓励”告亲“，第二种说法是”可以告亲“，第三种说法是”鼓励告亲“。

仅凭这些资料还不足以得出法家鼓励告亲的结论。因为直系亲属举报犯罪或者是作证是很常见的，也有很多具体不同的情况。即便是现代法律制度，也没有绝对前后一致的原则。

但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复杂和秦律的前后不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

现代法律的复杂在于要体现在不同情况下，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简单规定没有责任或者有责任，是完全不足够的。总的来说，现代法律的原则是注重真实性，不管检举和证据是否来自于亲属，只要足够真实，都可以作为开启调查和审讯的证据。来自亲属的检举和证据普遍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因为亲属关系会影响证据的有效性——尤其是那些有助于证明无罪的证据，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陪审团，都会格外严格地审视。

而秦律则是完全出于统治的需要来区分不同的情况。家庭暴力基本上可以不告，告也不管，甚至会治罪。但盗窃、杀人、谋逆这些应该告的就必须告，否则同罪。至于告的是什么，能不能经得起调查，诬告要负什么责任，那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把告亲的责任明确下来，让人人去告。“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行。“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制度就是明确地要拆散传统家族和家庭关系，使得人人为君王效忠，为国家效命。“法家六亲不认”是公认的事实。

简而言之，正如秦晖先生指出，法家是主张“为君绝父”的。这个观念虽然很难为人们的情感所接受，但在这个观念下的告亲行为，却一直延续至今。

在法家思想统治之下，三纲是有明确的优先级的，君臣关系的优先级要远远大于父子和夫妻。亲亲相隐仅限于“非公室”，法家看来跟其他人没关系的事情不值得去管，一旦涉及到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那么不管是父子还是夫妻，都要对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于是，告亲就从道德行为变成了法定义务。

不管秦律竹简怎么解释，也不如商鞅的连坐制明确，“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互相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也就是说，亲与不亲，并不重要，你不检举，还有另外四家人盯着。韩非在《制分》这篇文章中甚至把互相监督检举提高到了理论高度，原文繁复，我就不引用了。

连坐制不是法家发明的。《周礼》中记载当时有设立司民官，就已经开始什伍里甲制度，春秋时期齐国也有什伍制，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但还没到连坐的程度。

正是商鞅把保甲制度升级到“法律”层面的。从秦汉以后保甲连坐就成了惯例，而且越来越严。一直到近现代，中国还是有保甲制度，保甲长虽然不是政府官员，却对社区有类似警察的调查权和检举权，社区成员当然也有向保甲长举报的义务。

虽然在汉宣帝和唐宋时期，也有规定有某些亲亲相隐的可以不连坐的规定，但非直系亲属、乃至没有亲属关系就不能免除连带责任。

保甲制度和株连制度是两套相辅相成的制度，可以说是对犯罪人实行了亲属监督和社区监督，双重监督还要互相监督，都负有法律责任。所以政府总是可以大范围地追究‘不举报’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对亲亲相隐某些减刑规定，比如唐朝时候“得相容隐者”不治罪，“及匿得相容隐者之侣亦不坐”，变成了更加鼓励告密的制度。少罚等于赏，法家的赏罚二柄确实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转换的。

此外，告密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责任以后，扩大株连也变得看上去更加“合理了。以谋逆罪连坐的顶格处罚来说，最开始是诛父族、后来变成诛三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诛七族、诛九族，乃至登峰造极的诛十族——第十族据说是学生的学生。

株连的道理其实很清楚，因为亲亲必会相隐，造反谋逆的事情都做出来了，你们能说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说，法家主导的法律制度，一直在和儒家的亲亲相隐价值观在做对抗。连坐责任显然比情感包容来得更现实，所以我说法家更占上风。

但是，现代中国人在没有保甲和株连制度的情况下，还是经常举报告密，到底是出于现实利己的需要还是两千年下来的后遗症，实在也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胡适有句话最近又被人民日报转发：“不揭发、不告密是道德底线。”然而，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在法家的统治之下，揭发、告密是法定义务。

广义说，一个社会恐怕不太可能完全没有揭发告密行为。所以，这个道德底线也还不是绝对化的。但具体到告亲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不会去做的。告亲若要是法定义务，那就更加令人无法接受了。

在古代西方，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的法律、伊斯兰教法中都有与古代中国类似的告亲义务，比如古希腊斯巴达的法律。普鲁塔克记载了在斯巴达有一位父亲名叫Chilon。他的儿子从市场上偷了一块肉，被他告发，他的儿子于是被当众惩罚，而Chilon本人则得到了“荣誉和嘉奖”。另一位Demaratus告发他的兄弟阴谋通敌，于是他的兄弟被处死，而他则被奖励免除兵役并担任了议院元老。

上述斯巴达的例子也是主要出于举报者自身的意愿，与中国由保甲、诛连而告亲颇为不同。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普遍实行过连坐保甲制度，诛连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刑罚制度的组成部分。

然而，现代中国人仍然有保甲和株连观念。朝阳大妈们、动不动就点举报的网友、许多确实是出于责任感的举报行为。同时，中国人还在争论要不要‘诛连三代’。主张诛连的人认为贪官的子女所获的优势本来是来自于贪污所得，所以应该诛连。这些观念我都不赞同。

从告亲义务的角度来看，如果贪官的亲属确实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享受贪污所得的财物乃至机会，那么法律上应该去追究同谋之罪。至于是不是“明知”，那么检查机关应该做出判断。若要靠诛连制度去惩罚犯罪，难道是真的要梦回大秦吗？

这方面又体现出中国执法中存在尺度问题，是不是追究到位，往往还是在办案人员、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掌握。另外，也有法律不够完善之处，有许多情况下，恐怕无法清楚确定和划分。总之，与现代法律制度还有很大差距。

仅就法律而言，我还是要无罪推论，在诛连贪官三代问题上，就是除非有证据证明亲属明知是贪污所得，不然还是当作不知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要追究“是不是应该知道”的问题了，那么是不是孩子也有责任问一问父母有没有交税呢？保甲、诛连制度正是从“本应知道”这四个字来的。无论如何，诛连二字我认为不宜再用了，实在是臭名昭著。

从‘诛连三代’的争论来看，诛连二字确实仍然是普遍的观念之中的，这里面就体现了如何界定、如何追究法律责任。在古代，人们或许只能大而化之，粗略差不多就行了。越向现代发展，就应该越精确，不仅在法律上应该更清楚，人们的观念也应该更清楚。西方文明大致上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中国可能确实慢了一点，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仍然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于是又一次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东西方差别不大，后来却渐行渐远了呢？

在告亲还是亲亲相隐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中国有法家思想，而西方却没有。通常被认为更看重家族和血缘关系的中国，是不是在国家统治方面的学问发展得太早太快，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秦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讲座中提到，他看了秦简资料中有鼓励妻告夫、子告父的内容以后，“觉得奇怪，难道秦朝都已经有婚前财产公证了吗？怎么分得清哪些是妻子哪些是丈夫的财产呢？”

这是个玩笑话，但很多人却有同感，若是分不清楚财产，那还有甚么必要做这种规定呢？

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特有的盲点。现代人认为法条必须能够实施，否则就没有意义。但法家思想不是这样想，能不能实施取决于我怎样实施，根本不用担心。比如某妻告夫，到时候认定财产是我的权力，我根本不担心分不清，随便分分么好了咯，谁还敢说三道四？

换句话说，从法家思想来说，是不需要制定具体制度来作为法条保障的，如果那样法家就成了真正的现代法家。

法家的一切都是靠运用权力，绝不是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本质，去建立一套系统解决国家制度的问题。法家要的是从皇权出发，可以随时变通的立法和变法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还是变法，都是对应于国家当前的目标，皇帝当下的指令。

法家立法，却绝不肯接受宪法的约束，也不肯明明白白地定出对所有人都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一旦制度定的太死，而且还要公之于众，谁也不能随便改，那绝对是法家不赞成的。

所以说，法家的法是办法的法，告亲还是亲亲相隐，也是其中一个例证。

TUBM

2023年3月21日，愚景元，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