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酱缸的主要成分之一：义利观

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中，义和利的关系很难，误解却很容易。

先来看看孟子的三段论：

1、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2、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3、王何必言利，有仁义而已矣。

——你觉得君王听了这些话有啥想法？老百姓是不是跟着，看傻子逞能穷死呢？

要我相信这一套，是一定要考验一下孟子的。反正天将降大任这些话也是你孟子说的，我倒要看看你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没有恒心，讲不讲仁义。

显然，恒产和恒心并不是必然关联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士大夫独具的特异功能。按照现在的认识来说，恒产有利于保障恒心，恒心也有机会促生恒产，对谁都一样。

人们现在经常引用这句话，是想借此说明私有财产是必要的，但这种引用说服力其实不强。并且，其中隐含了思维上的一个陷阱，是儒家的义利观中自带的。

在孔子的那里还只是对见利忘义有点瞧不起而已。从孟子开始，义和利就明显对立起来了。董仲舒就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干脆将这句话定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学规一共五条，这句是第四条。

正谊明道，不计功利，是正宗的儒家义利观。‘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这种否定式的描述，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但却经常制造误解。

这还不算最过分的，后世干脆把逻辑倒过来了。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讲中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一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觉得讲道理和讲钱是两回事，讲利的必然就不义。有时候，你讲得再有道理，一旦被人知道有利益要求，那么讲过的都不算数了。所以，晓之以理往往是谈不妥的，一旦碰到利益，理就千奇百怪了。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商不奸，总之，为利就没好人。

在儒家义利观下，谋利似乎是和正道矛盾的。人们经常会翻过来得到判断：你讲得头头是道，终归是为了钱。我自然也可以编排一通道理。我只需要牢牢把握一点：只要你谋利了，计功了，那就肯定不是正道。你不是正道，我就可以跟你胡扯，简直理直气壮，名正言顺！

显然，正道不谋利，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是正道，本来就应该是利益的标准，大家都应该满意；现在利益冲突，正说明大家没有找到正道，大家都不满意。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仔细计较利害，探求事实，最终找到了正道，大家就可以同时感到满意。斤斤计较，本就是探求正道的过程，而不是罔顾事实和科学的瞎胡扯。

后来有人说，不谋利是说不计私利，不计功是不考虑个人得失，并且，只是对“仁人”而言的。看上去也有些道理。显然，这种解释似乎也没有在2000年中为中国带来什么真的正道。反而是催生出官僚和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座右铭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的文章，毫无疑问能够感受到宏大的使命感，还有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然而，仔细品却能体会出一种类似于奉天承运的逻辑。到了海瑞则完全变味了，这个极品的官僚绝对是刻意地在虐待自己的生活，要不然就无法证明自己是正道。

所以，不谋利、不计功，这只能是情怀。如果真的当成方法，善不赏恶不罚，那就会如现代经济学家指出社会主义的谬误一样，失去了定价标准，社会就没方向了。当然，绝大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只是在嘴上说说，该拿钱拿权拿荣誉的时候，是不会手软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假清高正是由此而来。为了钱，总要大兜圈子，天上地下地讲道理。一旦谈到钱，知识分子马上表现出极度的轻蔑，非要表演到不得不接受的程度，才不情愿地拿了好处。演技拙劣，显得虚伪之至。

知识分子本应该做的，是要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定个合理的价钱，理直气壮地收取报酬。一味谦让就意味着自我评估很低，反而让对方觉得不值。不过，儒家义利观并不支持这样做，大环境如此，也不全怪知识分子。

另外，儒家知识分子向来有对自己的估计过高的毛病。从鲁迅的话里也能看出来。

鲁迅关于真假知识分子那句话，本意不算错，甚至还有些正确。知识分子首先是要讲科学，不能先计较利害；知识分子的判断，只能和真理挂钩而不能与利益挂钩。不过，鲁迅的措辞不严谨，导致直观的理解是知识分子不能讲利益，讲利益就不是真知识分子。

但知识分子并不等于真理，在鲁迅先生看来，讲真理才是真的知识分子，讲的不是真理的就是假知识分子，这是非常典型的儒家思维陷阱。知识分子和真理之间不能划等号，知识分子当然会犯错误，也要懂得讲利益。只是不能将按照利益倾向讲真理，那样讲出来只是歪理。

鲁迅的逻辑与孟子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在说士大夫才有恒心，一个在说知识分子不讲利害。然而都是说不通的，不合逻辑的。

照我说，老百姓才更有恒心，因为他们既没有权利财产也没有知识，能够依靠的只有恒心。

想一想，农夫顶着风吹雨打，一块田从这头锄到那头，再从那头锄到这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生一世，没有恒心做得到吗？现在的快递员，司机，码农，九九六，七二四，要是没有恒心，那生活岂不就是炼狱。知识分子有这份恒心吗？起码不是都有。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会动脑就可以理所当然接受供养，似乎也没错。不过，劳心者若动的是歪脑筋，专家说的是歪理，还要吃香喝辣，接受供养，凭啥呢？

可见，这中间缺了一环。治人者要懂仁义，知识分子要讲真理，这是前提条件。人和事，不能直接划等号，更不能想着垄断仁义和真理。

从孟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自认为自带真理属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我已忧你怎么还不忧，我还没了，你怎么就乐了，我之忧乐即天下之忧乐，我即真理，我即上帝；连皇帝也排在我后面。这可是正宗的孟子、浩然之气。尼采说上帝死了晚了两千年。

儒家当然会说，自大狂是假的浩然之气，真的浩然之气绝不是自大。不过，我倒是看这浩然之气和自大狂很难区分开来。真猴王还是假猴王，如来佛都难以分辨，只好考验一番。所以呢，后世的读书人和官僚其实一直没什么好日子过，一直要吃苦头，真是理所应当：否则怎么证明懂仁义懂真理呢——这要拜孟子、荀子、朱熹，等诸多先贤所赐了。

不明真相，不解真意，本来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儒家的义利观在这里没有发挥好作用。以至于人们要从，是不是谈利益来判断，是不是在讲仁义，从知识分子要钱要不要钱，来判断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很荒谬。公众号收费阅读，频道订阅，这些知识收费本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许多人却拿来批判，也是深受儒家义利观影响的表现。

连锐利如鲁迅，也不免深陷其中，我们能不警醒吗？

听我说了这么一大堆，再来看看“胜利”这个词，你有没有读出一点别的意思呢？百度上说，胜利这个词是欧阳修发明的，我跟你说啊，出处还要早得多。

《荀子·大略第二十七》这么说：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如此这般的义利观，你觉得有多少现实价值呢？

义利观是个关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大问题，每一个文明都免不了要去回答这个大问题。儒家的义不同于善恶，也不同于功利，显得非常独特。但义到底是什么，儒家并没有说清楚。然而利却似乎总是实实在在的，这或许是很容易选择唯利是图的一个原因。

TUBM

2023年2月21日，上海

4月1日，修改了关于不谋利不计功的段落。因为看到有人试图将其解释为不谋私利、不计私功，并且‘只限于仁人’。原文见爱思想《乐爱国：董仲舒‘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本义探析》。这似乎是一篇新儒家涂脂抹粉的文章，就算董仲舒确实是按其所解释的意思，那也只是在说情怀而已，难到就变成了方法吗？但是这么一转一折，似乎确实又有某种说服力出来了，因为情怀很重要，从孟子的浩然正气开始，情怀就有价值。这一点确实是中国人思想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加了一段，以回应那些‘几乎必定会产生’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