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知，孔子毫无疑问比苏格拉底要早，然而……

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苏格拉底悖论。说这句话是公认的西方哲学思想和科学的发源处，也不算很过分。

没什么了不起的，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因为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而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所以，孔子肯定是更早的那位原创者。然而，论语里这句话却几乎很少有人知道。

我很不赞成那些“都一样派”，很多看上去一样的事情，其实很不一样。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说过差不多的话，不过，意思恐怕完全不同。

在苏格拉底而言，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基于什么都不知道，才能开启智慧。

苏格拉底的说话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是令人难以招架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经得起刨根问底式的追问，比如什么是善的意义，不仅要问什么是善，还要问什么是意义。

但是，科学正是由追问而诞生的，科学正是此前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现代科学研究者来说，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往往意味着一个发现，如果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而且都难以回答的，那么就可能包含着一个潜在的伟大发现。

在追问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时候，只要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已经不再无知了，那就不会再有了解、探究新的知识的必要了。

所以，苏格拉底说的“无知”是关于个人思维的起点，不断提问和回答是他独特的方法——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而孔子说的无知则更多是关于态度，孔子一生所实践的方法是教和学。孔子说自己无知，大致上有三层意思，在第三层意思上，才能看出与苏格拉底的根本差别。

第一层意思是不断学习的态度。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孔子来看，无知是常态，人正应该不断努力去探求知识，这是孔子的生活态度，也是孔子终其一生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

第二层意思是谦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并不假设自己聪明，也不认为自己了解一切道理。后人对孔子冠以圣人的名号，把圣人的话当作绝对且唯一的真理，恐怕是有违孔子之所愿。

第三层意思则才是思考，孔子的思维方式需要从论语的原文解读。孔子在说自己无知的后面还跟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包含了儒家的思想方法论。

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正是中庸之道。对于未知的问题，往往需要从”两端“着手，慢慢接近，最终了解真理和真相。

因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张的是从已经知道的各种极端情况反过来接近。孔子的方法就是先画一个框框，答案必定在框框以内。如果按照苏格拉底的方法，随时都可能会探究到框框以外去——这就是两种论无知的根本差别。

孔子的方法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最最核心理念，叫做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生活的智慧，和易经中“亢龙有悔”的意思暗合。但中庸之道并不是科学的来源。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认为自己认识了“两端”，已经有了框框，那就不太可能找得到框框以外的答案。

在中国文化中生活，保持中庸是一种美德。在孔子而言，理想的秩序是周礼，是君臣父子，因此，谦逊是比探究更重要的品德。“不闻父过”、”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起码不要令尊长父母难堪。打破砂锅，打破框框的追问，在中国很容易变成彼此之间的冲突，对权威的严重冒犯，乃至对权力的僭越。

美德在苏格拉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所说的美德是一种理想的秩序下所需要的人的素质，包括智慧、勇气、忍耐、公正，但并不包括中庸之道。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展示的，正是如何从假设自己一无所知出发，通过不断的追问而接近他所认为真正的美德的。

我在想，当一个人以中庸之道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还有多大程度保有探究之心呢？应该不会为了真理和真相而宁愿牺牲性命吧。但这不能说中国人就比外国人更爱惜性命，方孝孺宁愿被凌迟而死、诛十族，也不愿为朱棣起草诏书，为的却不是真理也不是真相，而是天下大义，为的是父死子继的先天规则。东西方文明所追求的方向，差异可以从此见得一斑。

其实，孔子关于自己无知还有第四层意思。”鄙夫“这个词在孔子来说，是低层次的人。鄙，是郊野、偏远之地的意思。鄙夫、鄙人、鄙陋、鄙贱，都是在形容见识短浅粗糙。孔子一方面说自己无知，另一方面显然认为自己还是比很多人懂得多，至少总能帮的上忙。因此，哪怕自己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还是有资格指点别人的，这恐怕是一直到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我一直觉得范仲淹“先天下后天下”的名句有很大负面效应。人们在感受到宏大的责任感的同时，往往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并不知道答案，也要努力一试”的心态中。

但其实，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外行才需要”叩其两端而竭焉“，内行则需要仔细的观察、耐心的尝试，从缓慢的改善和进步中，逐渐接近完美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追问探寻就比谦逊更加重要。可以说，外行喜欢条条框框，内行更需要打破成见。

当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知识分子以中庸之道，以宏大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大概也只有在有限的现实中，寻求可以接受的答案吧。

应该说，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觉得自己对自然缺乏了解，虽然这种了解往往仅限于“一叶知秋”式的感悟。到了程朱理学，儒家学者们确信每件事物背后都有道和理，但仍然觉得去了解所有的道和理“太过烦累”（朱熹的原话），或者，觉得那些只不过是西方人的奇技淫巧，并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

像屈原的《天问》那样的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而又少，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天问》也只是开了个头，就像小孩子的发问，问完以后就完了，答案并不重要。如果就此说中华民族缺乏好奇心，那我觉得可能是言过其实了，毕竟知识是超越人类生命本身的，并不来自于DNA遗传。

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好奇，到底是因为天性还是因为中庸之道，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那就难说的清楚了。

当下的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在科学和国学而者之间，人们似乎认为可以随时按需要选择，随时切换思维方式。需要真理的时候就求真理，不需要真理的时候就保持中庸，这样看上去很理想，很现实。

然而，选择经常只是一次性的，一个人能有一套思维方式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要有两套。比如，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的孩子几乎都有追问的天性，而似乎随着年龄增长，追问的兴趣也在不断降低。作为中国式父母来看，孩子的问题通常只是一时的好奇心，能应付过去就好了。更好的方式是集中精力在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更务实，可能会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的生活技能和生活态度。可是，阻止孩子发问，显然会使得孩子失去好奇心，探究心。且不说很可能就此葬送了一位天才，即便以当下的社会现状来说，一个不懂得探究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活得好，实在是很成问题。父母应该怎样选择呢？

其实，恐怕我们在中国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出选择的条件。即便不考虑家庭经济条件原因，父母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无知，才是更大的挑战。

就我个人而言，现在坐在这里夸夸其谈，当年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是不太成功的。我比一般人的知识面更宽广一些，所以认真地回答问题并不是我的困难，反正我自己也能从中获益。但一方面，我对现实问题的了解通常比较肤浅；另一方面我我舒服地享受着”万事通“的父亲形象，没有意识到看似完美地回答问题其实并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

无论如何，以决定论者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选择。如果说有什么选择的话，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其实已经帮你选过了。

对此，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不过，人生若是重来一次，我希望有所不同。

TUBM

愚叔景元，2023年5月23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