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玫瑰战争看欧洲政治博弈历史和精神
- Jeril
-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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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2022年8月5日
《White Queen》是Rebecca Ferguson主演的10集电视剧,讲述玫瑰战争(1455~1495)尾声的一段历史。白玫瑰代表约克家族、红玫瑰代表兰卡斯特家族,两大家族最终通过联姻,开启了英国的都铎王朝。都铎王朝时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初,是英国从偏远的海岛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霸主的起步阶段。
原著是菲利帕·格雷戈里的历史小说系列《表亲的战争(白皇后、红皇后和造王者的女儿)》,小说的三位主人公均为女人。白皇后是都铎王朝之前的过度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王后,与爱德华三世有着传奇式的爱情。红王后则是爱德华三世之前的亨利六世(神经病)的王后,专权且冷酷。造王者的女儿则是传奇人物理查德.内维尔十三世造王者沃里克的次女,嫁给了爱德华三世的弟弟、另一位过度国王理查三世。沃里克的长女则嫁给了爱德华三世的另外一位兄弟乔治。
这段时间欧洲和英国的各个王室由于多年的联姻,已经形成了极为复杂的血亲关系,彼此之间都有‘表亲’关系。为了搞清楚继承权的顺位关系,需要进行工程浩大的家族谱系研究,并且需要经过教皇和各大贵族的认可。关于继承权的竞争、阴谋、反叛、战争,是这一段历史中最集中的主题。
继承顺位在欧洲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欧洲人与鸡国人的不同在于:1)有明确的顺位关系,所有人都清楚;2)各国王室都有可能继承其他王位和爵位。继承顺位的原则是基于血亲关系所作的梳理。
目前英国王室的继承顺序是这样的:
威尔士亲王(女王的长子)
剑桥公爵殿下(威尔士亲王的长子)
剑桥乔治王子殿下(剑桥公爵的独生子)
威尔士亲王亨利(威尔士亲王的次子)
约克公爵(女王的次子)
约克的比阿特丽斯公主(约克公爵的长女)
约克的欧仁妮公主(约克公爵的次女)
威塞克斯伯爵(女王的第三个儿子)
塞文子爵(威塞克斯伯爵之子)
路易丝·蒙巴顿-温莎夫人(威塞克斯伯爵之女)
后面还有数十位。
这么长的继承顺序,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在红白皇后年代是没有这么长的顺位名单的。但名单仍然极其重要,将某人放进名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这种手段是有实际意义的,就像是现代所有的排队制度,至少确认你有资格排队了,其他人则仍然被排除在外。排在队里的那些人需要与其他人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和博弈,并随时观察留意局势的变化,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的到来。亨利七世就是硬生生地等到了排在前面的七八位顺位继承人统统失去了资格,才开启了都铎王朝。
到‘白皇后’故事发生的时候,著名的《大宪章》已经存在超过200年了。但显然,在这两百年中,《大宪章》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兑现。王室和大贵族的权力争夺和战争,即没有受到议会的约束,也不需要民众的同意。我们很容易得到理解是《大宪章》是样子货,束之高阁了。但我看完《白皇后》这部剧却有不同的感受。
1)权力博弈,在当时英国是非常‘复杂而精巧’的政治棋局。武力、阴谋、影响力、政治交易、契约、合法继承权、基督教信仰、习俗、以及情感,完全交织在一起。国王、继承人、大贵族、中小贵族、民众、教会,乃至外国势力,每一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任何一方都要充分考虑各方可能的博弈,任何一方实际上都不具备独裁式的决定性力量。这看上去很混乱,但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进步。对绝对权力的信仰到这个时候已经被更精明准确的算计所代替,暴虐的君主或领主慢慢地开始减少使用武力,转而开始通过权力和博弈,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时期战争极为频繁,大部分战争的规模仅在数千人,最大的一次也仅有80000人,这个数字比鸡国要小很多很多。原因还是经济,没有哪个王国可以长期负担得起大规模的战争开销。红王后玛格丽特因为付不起军费,只好允许军队劫掠,被伦敦拒绝进入,从而使得爱德华三世和沃里克勋爵得以顺利取得了王权。
2)不确定的后果,贵族虽然获得了《大宪章》但却并不能经常动用,原因有两个:a)王权本身就是贵族参与的游戏,符合一派贵族心意的国王掌权自然就不会动用《大宪章》来自我约束;b)频繁的继承权争议应该如何解决,其实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安排才好。这种不确定一直要等到都铎王朝来完成整合,才会变得清楚。都铎王朝是约克家族和兰卡斯特家族的联姻,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的联姻,使得英国的政治最终稳定下来,从而才有可能以一个统一的王国去发展经济和竞争全球霸权。在‘表亲战争’中,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每个家族都有长长的顺位继承人清单,这与鸡国乡下攀亲的情况本质上并无不同。贵族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博弈,去博取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在博弈中失败,大量被消灭。仅在1450-1475年间,就有24个贵族被完全消灭。可能的继承人太多,是王权博弈过于激烈的重要原因。一直要到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亨利七世有计划地消灭可能的继承人,情况才开始变得好转,但整个都铎王朝时期又都面临着继承人过少的问题。
在玫瑰战争30年频繁而激烈地政权博弈中,人们慢慢地才找到了相对比较好的政治权力继承和分配方式,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三权分立的未来。仔细看这个过程,人们对政治博弈是既感兴趣又很无奈的,成者王侯败者贼,即便是有很明确和复杂的血亲继承权规律,也不能阻止人约束自己的贪欲,有时候自保的动机也会失控演变成篡位的阴谋。《大宪章》六十三条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王室不得不参与权力争夺、贵族也无法独善其身、民众则需要承担所有战争和后果,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白皇后》这部剧中,我看到了那刻画入微的心理描述,进而理解到,人们在未知的彷徨中,仅仅攥住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博弈机会,谨慎地投向对自己稍稍有利的那一方。比如,不管那个国王加冕,总有大量的贵族来宣誓效忠,但人们还是可以稍稍有所选择,可以表述自己的倾向。比如加莱港升起了锚链,拒绝沃里克勋爵进入。比如王室很看重子嗣,有了男性继承人,人们就会认为王权更可靠一些,如果没有继承人,则人们会认为被推翻是很容易的事情。
另外,继承人顺位上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计算自己的位置,以及可能的机会。像亨利七世那样,前面有五个更优先的继承人(还不包括可能的女性),他最终能够当上国王,那是相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王子和血亲越多,权力越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原因其实很简单:要推翻更难,人们怕麻烦,于是政治博弈中就成了相当重要的考量。爱德华三世是由king maker沃里克勋爵推上台的,但他为人相对和善公平,能够充分利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解决问题,因此,得到了很多贵族和民众的支持,以至于沃里克勋爵后来反叛捉住了爱德华三世也不得不释放。
在鸡国,继承权仅限于直系血亲,没有那么多表亲可以博弈,自然也就没有王权继承大清单了。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禅让,于是继承政权成了上下家的事情,与他人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了。
英国这一段历史尽管战争频繁,这些与鸡国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相比,是温柔的博弈。这种温柔的博弈,实际上就是政治进化的过程。人们从经济地使用暴力最终学会了不再轻易动用暴力,从血缘亲缘地继承最终找到了在宪法框架下和平地交接权力。
许多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是在英国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精巧的平衡。比如白皇后伊丽莎白几次躲进西敏寺sanctuary,在那里面就绝不担心受到伤害,这在鸡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但sanctuary是一种惯例习俗,对所有人都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有共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教会是重要的力量,不尊重避难权的贵族和国王就无法取得教会的合作。再比如,王权竞争失败者并不一定就会被杀死,因为一个在明处的敌人总比在暗处的要好。
我还是很佩服英国人的,他们克制忍让精明又相当坚韧且富于幻想、敢于拼搏。最可贵的是,他们的文明总的来说能够从每一次破坏中取得一些进步,然后就固定下来,传承下去。
实际上可以说《大宪章》几乎从来就不是法律,而是王室与贵族的规约,后来则进入了启蒙哲学思想。霍布斯、洛克、以及苏格兰哲学家们,一直在从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欧洲各国大大小小的王朝中的王权争夺中吸取经验。民主、自由、财产权、人权、乃至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理念,都是在过去的时代中缓慢地博弈出来的。只有经过了充分的博弈,让人们都看到结果,人们才会承认那个结果,从而接受那种理念。
继承是权力传承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东西方,几乎所有的王室都承认长子继承权是最高的原则。但问题在于,其他的情况怎么办?
这些情况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欧洲王室实现了绝对的血亲继承垄断,而其他国家则很少达成同样的成就。
要想说清楚欧洲王室是怎样实现血亲继承垄断是很困难的事情,或许欧洲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没有能够了解清楚。不过,从欧洲王室的继承顺位制度,能够清楚地看出,在王位继承了两千年以后,继承顺位在欧洲已经成为稳定的、明确的制度。现代欧洲还有王室的国家都有王位继承法。这一点与鸡国的现实相差非常大。在王位继承法中,对各种情况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形成了公示的继承顺位。这种顺位关系并非绝对不可改变,但谁要主张改变,势必拿出经得起考验的理由,否则就无法得到各方认可。
继承的原则通常包括这些情况:
1)长子提前去世(自然死亡或被杀),这好办,次子和其他儿子顺位继承,然后是女儿。欧洲王室普遍有女性继承权,虽然优先程度低于男性。私生子无论长幼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王权继承的。
2)现有国王如果失去合法性基础,由于反叛国王出逃,失去王位,或被揭发为私生子。这种情况发生过许多次。反叛者并不能够随意地拥戴国王,因为欧洲王室实现了绝对垄断,平民和普通贵族是没有任何可能得到承认的——这是社会各方的共识,包括教会。
3)国王无后嗣,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出最亲近的血亲,欧洲王室之间能够互相继承王位正是因为这一条原则。在国王无嗣的情况下,哪些血亲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优先继承王位,是非常复杂而严谨的研究,并且通常早就有定论。
4)其他政治安排,比如兄弟继承或者两个家族沦落派出继承人等。
君权神授这一点原则东西方并无分别,但何以欧洲王室能够通过血亲垄断王权而东方则很少,宗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要想证明自己得到了神授的君权,除了按照血亲继承以外,需要得到教会的认可,而无法通过民众拥戴完成这件事。统一的天主教会拥有实际上的财务能力和政治号召力,任何政治家如果连这种平衡都无法考虑周全,那是没有资格占据王位的。
鸡国的禅让制度从一开始就像是儿戏,也就是因为鸡国没有神权,实际上实行的是’无人反对‘原则。只要没有人有实际上发起挑战的能力,那么奉天承运就算实现了。
后来的政治哲学家比如霍布斯、洛克等,对统一的欧洲教会往往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各国拥有自己的教会可能是更好的政治安排。但我认为如果没有统一教会的砝码,王室继承博弈很可能会变成鸡国式的禅让,从而使得有机会参与王权博弈的人太多,竞争过于激烈,也就很难稳定下来。在欧洲王权动荡的年代,战争频繁,各国的税收都变得无法恒定,贵族和民众不得不随着王权的转移而不断地选择站边,同时不得不承担所有实际发生的战争成本。这种情况一直到都铎王朝以后,才显得有所改善。对比一下没有统一教会的东欧各国,分散的东正教会实际上不能对王权实现有实际意义的制约,经常沦为专制的工具。最近俄罗斯东正教对普京的支持,就是例证。
神虽然虚无缥缈,神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欧洲,神权、君权、人权,每一种权力都是来自历史上的博弈的结果,每一种博弈都是平衡后的‘最优解’。如果不遵照这些权力,那么后果就是更大的损失,而不是更大的获益。当然,欧洲并不是一碗清水,欧洲人的人性并不比东方人更高尚。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不管实际上说这句话的到底是路易十几(有不同考证),为了一己私利窜权篡位,各种阴谋暗杀酷刑并不比东方更少,更文明。但文明是要向前走的,有时候走得很慢、还会倒退,最终能够走出来,往往要数代人或者数千年。
回到中世纪的欧洲,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能够想象欧洲能够成为现代历史的创造者、统治者、和领导者,能够创造伟大的不断加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会按照现代的理想秩序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符合未来百年千年大计的合理制度。国王、贵族、绅士、平民,每个人的感受、思考、愿望,在千年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动荡中,都是微不足道。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好好积攒起当前的那一点点权力和优势,好好运用起来,尽量生存下去,尽量博弈下去,尽量不要彼此互相毁灭——‘尽量’也是一个愿望,实际上所有人的尽量互相抵消以后,也只剩下一点点。有时候,这个互相抵消的结果是善,有时候这个互相抵消的结果是恶。
从这个角度看,天主教确实是欧洲的灵魂,不可或缺。在所有的宗教中,天主教具有最强烈的善恶观念。在所有的善和所有的恶中,只要能够稍稍影响一些,假以千年的演化,就能造成绝大的差别,正如赌场只需要2~3%的概率优势。欧洲能够从黑暗时代走出来,不管怎么说也很难排除宗教的作用。
那些对欧洲中世纪历史没什么兴趣的人是很难通过我上面的叙述得到后面的结论。粗粗地看欧洲历史,确实和鸡国没有什么不同。我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欧洲任何王权继承和战争的历史,在鸡国都能找到对应,这一点几乎是不需要质疑的。但是同样是历史,积累起来什么,差别却是非常难看得出来的。因为这无法通过历史看到,而是要从更后面的历史才能看到。后人接受了前人博弈的结果,才有可能进行更深入更精巧的博弈。
欧洲人就像做机器一样,在不断地打磨他们的文明,一点一点把成就积累起了,才有了今天的欧洲。每一个小的成就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也可能是至关紧要的。而鸡国人则始终在进行中上而下的思维设计,皇帝、大臣、儒生、百姓都热衷于议论,热衷于寻找那些一锤定音、四两拨千斤的博弈,而不看重前人的演绎结果。事在人为、某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些鸡国主流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不利于文明的积累的。
我想,看清楚这一点对思维还是很有帮助的。
TUBM
2022年8月4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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