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义和团运动
- Jeril
- 2023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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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2023年4月20日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最卓著的教育家,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任何争议。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说法,“蔡元培关闭了所有的教会学校”。这令我颇为不解。
首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並包之义”——蔡校长的北大校训几乎人人耳熟能详,怎么会去做“关闭教会学校”的事情?其次,我一直以为教会学校、教会医院被收归国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第三,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能够敲定转脚地直接界定出某人的责任,这种事情通常很少见。
本着好奇和对说法的尊重,我进行了一番探求,结果证明了“取缔教会学校”是言过其实的说法,但是却意外地发现,我居然对发生在当年的一场知识分子排外运动一无所知。
这场排外运动结束距今刚好100年,其影响实际上很巨大,很深远,但却一直很少——应该说极少——有人提及。
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并没有发生血腥的迫害和杀戮,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口号和表现,与义和团,和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的造反派、革命小将,几乎没有区别。
为人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大多以积极的态度参加了这场运动,蔡元培、陈独秀、李石曾、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吴稚晖、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萧子升、朱执信、周太玄、吴虞……等等等等。
这场运动的高潮,就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对所有教会学校的严苛监管规定,其实质几乎等同于“关闭教会学校”。运动中,大批的基督教传教士、教师不得不离开中国,每年新来的人数也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这场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对于教育的看法:国家应该全面控制教育权。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通过各种法律、条例得到严格执行。
管理控制与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显然存在冲突。当前中国对学术和教育的管控之严苛,是被广为诟病的。比较一下当时形成的官方文件,我觉得两者恐怕旗鼓相当。
下面这一段内容载于南京大学校史,现在还可以在学校官网上查到。南京大学原名金陵大学,当时南京有四所著名的教会学校,被称为南京四金刚。
1926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又通过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立案规程。这些办法、规程归纳起来,要点有三:
第一,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取得合法地位,学校行政权操于中国人之手,由中国人当校长,学校所设董事会中国董事的名额须过半数,在行政上须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与指导;
第二,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须按照部定课程标准办理,不得设宗教系,不得以宗教课目列为必修科目,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
第三,学校的设立与停办须经教育机关核准,购置地产须用学校名义,经所在省市政府批准。学校停办,其财产须由政府派员会同办理。
这不是关闭,这几乎就是没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基督教和天主教会举办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神学院,约有200所以上。以大学数量来说,超过全国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一。
并且,在这场运动中,从学生、知识分子、官僚、政治领袖,到相关的平民百姓,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一致排外态度,排斥西方资本,进而排斥西方宗教——主要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因此这场运动也被称为“非基督教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始于教案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至于去造谣教堂杀害婴儿,他们是从批判和否定宗教开始的。下面一段评论是引述自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这场运动)不仅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引领向极端主义威权专制的道路,更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甚至一般国人文化心理和倾向,影响深远。“宗教就是迷信”、“宗教违反科学精 神”、“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等耳熟能详 的口号,以及许多非难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谬责、误会,都其来有自,与这场妖魔化基督教的运动密不可分。”
何以如此严重,还是基于“非基督教运动”的经过和事实。我在这里罗列部分足以对这场运动形成基本认识的事实和事件,来自于以下来源:
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伍玉西:《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南京大学:《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
吴茂华:《民国最大的错误:非基督教运动》
想要了解这场运动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查找容易地得到。
1、学生和老师的口号:
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清华学生《非基督教同盟宣言》1922年3月19日。
“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
武汉学生声称"抵制这比日本侵略还可怕的《基督教学生同盟》",长沙学生疾呼"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
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
2、口诛笔伐:
“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出版了《宗教问题专号》,集中火力抨击宗教。《新青年》也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结论是新的中国不需要任何宗教。
吴稚晖在《少年中国》撰文,他认为宗教乃妄想妄断者所造,应当"开除上帝的名额",并怒不可遏声言"果有上帝,吾必露体而骂之曰:恶徒!"又说"美学、文学、宗教等情感学,是一痴愚盲目的女性"!
汪精卫发表《力斥耶教三大谬》,以及一系列文章,影响巨大。广东的学生在汪精卫的推动下召开学生同盟大会,宣布基督教"逢迎资本主义,压迫一般无产者,所以吾人改造社会,先要打破基督教"。
陈独秀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阐述了反对基督教的两条理由:一是"所以提倡科学,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二是"既然反对资本主义,那在资本主义底下旋转的东西,当然一律反对,基督教又怎能逃脱这个反对之律呢"?
3、付诸行动:
1922年4月9日三千多人在北大举行反宗教大会,宣读蔡元培的讲演词,要求宗教与教育完全脱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广州、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南昌、宁波等地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宣言,激烈声讨基督教。
1924 年 4 月, 广东爆发广州圣三一学校事件。该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24 年 3 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遭到了校长( 英国人) 的严厉制止。学生随即开展罢课、退学运动,发表宣言反对“那奴隶式的教育”,“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在83名学生集体退学后, 事件始告结束。
1924年8月,中华全国学联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教会学校,很快得到全国响应。相当部分的教会学校停办,外籍教师撤离中国。
1926年,国民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及文件,收回教育权,即前面引述的文件,此外还规定了:中小学不得设立宗教教育。国民党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收回教育权"的决定。
4、各方表态
罗素和杜威在中国的巡回演讲,提出“中国不需要宗教”、“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
1922年,蔡元培和胡适提出“宗教和教育分离”,蔡元培的演讲词在北大的反宗教大会上被宣读。。
国民党要员(包括蒋介石)大多对非基督教运动表示过赞同,尽管可能只是表面上的。
廖仲恺、冯玉祥”站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前沿“,基于民族主义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冯玉祥本人是基督教徒。)
明确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著名人士有:孙中山、孙科、梁启超、梁漱溟、周作人、钱玄同等,他们的影响和行动非常有限。
对我来说,这些资料已经足以勾勒出非基督教运动,以及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
在我来看,这些思想和心态很不开放,很不包容,很阴暗,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个词“新文化运动的阴暗面”。
非基督教运动的排外,是延续五四运动对西方的排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已经形成了颇为明显的方向:那就是民族独立、反资本、反宗教。当时的政治领袖、知识分子、学生、以及民众的思想,通过这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协调一致。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导入和取胜,进一步清除了障碍。
最后再说说蔡元培。考证一番以后,基本上可以肯定“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运动,蔡元培只是其中一位并不十分突出的人物,但是其思想非常具有代表性。
蔡元培既是民国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又是国民政府的首任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院长。这个中华民国大学院是‘国民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升级版,也是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前身。蔡元培的原意是仿照法国大学院制度Grandes écoles,建立一个统管学术和教育的机构。
但是,法国大学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由著名学院组成的独立机构,并不是法国政府的分支部门。蔡元培没能实现中华大学院的宏大计划,最终仍然是回到教育部实现全面的行政监管,这是政治权力的最终决定。当今中国的教育和行政管理完全是与这个决定一脉相承的。
学术和教育的行政管制在现今而言,不仅是我个人感到十分反感,也是民众和各方诟病的焦点。
追究蔡元培、或是任何人的历史责任通常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同时面临内战和外交困境的纷乱时代,人们产生了“狂躁偏激的言论”、“极端主义的思想”、“极左政治的幼稚病”,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更重要的是,仅仅把这场运动当成谈资笑料,用来嘲笑知识分子曾经多么”荒谬“、”贻笑大方“,是完全不足够的。
遇到了宗教和家国的选择,蔡元培竟然也似轻易就放弃了思想自由和包容,实在令人警醒:我们真的相信思想自由吗?还是说另有自己也不知道的、更深的潜意识有待发掘呢?
我从这场运动中看到了中国人思想的固有倾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面。进而,看到了近代思想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并非偶然。我不相信那些阴谋论,说什么这场运动是某党的操纵——即便是操纵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基础才行。
说到底,中国最终的历史选择,就是中国人的真实想法的结果,我现在愈发确认这一点。
TUBM
2023年3月8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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